漂浮 (外一篇)
五岁那年初冬，两个到溪边洗衣服回来的女人经过池塘边，看见我在水里浮沉，于是放下衣服，用扁担将我捞了起来。她们后来一直对我妈说，你看，你儿子现在有出息了，多亏当时我那一扁担。所谓的出息，不过是我到外面读书，毕业后谋得一个教书匠的饭碗。但在她们看来，只要是领政府工资的，都叫有出息。我妈嘴上应付着，但私下认为她们不应该再拿这些陈年旧事来邀功。每次她们提起，我只是沉默地听着，记忆已经很难重新还原落水的那一个瞬间。只记得我因为贪玩弄脏了鞋子，然后就摇摇晃晃走到池塘边，我洗手，接着站起来，伸出一只脚在水里晃动了两下，于是世界就颠倒过来，我慌乱挣扎，而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亮，然后感觉有人在扯我，出了水面我就哭了。我一路哭着回到家里，只记得左右两只口袋里还装着两袋子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死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亮晶晶的池子。
为了不在池子里淹死，我开始在池子里学游泳。开始是辛苦的，主要是来自同伴的嘲讽，他们觉得我太笨，又很怕死。死是大家都怕的，但怕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胆小鬼的专利，某些时候也成为我的专利。我那时还不能在水面上浮上来，只能在池塘边练狗爬，他们便对着我哈哈大笑。他们是有资格笑话我的，因为其中有好几个小时后都曾经被大人在要上绑了一条绳子，扔到池塘水深的地方去，挣扎地开始游起来，如果沉下去就把绳子拉起来。据说这样反复几次自然就会游泳了，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这样极端的方式总能让人在很短时间就学会了游泳，野性的挣扎最能激发一个人昂扬的斗志。我是不敢被这样绑着腰扔到水里的，理所当然要成为怕死的人。我天然地抵制去和水签订这样刚烈的协议，我浮在水中，开始艰难后来顺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和水的协议是如此柔和，以至我教我弟弟游泳的时候，他一头扎进水里，双臂猛然挥舞，然后在三米远的地方突然掉过头来往回游，在水面画出了一个倒扣的“U”字形。他靠岸，尴尬地大笑起来，以此来掩饰他内心的害怕。
后来在游泳池里，看到教练有板有眼地教人学游泳，看到人们绑着救生圈，动作规范地划着水，我突然对四四方方的游泳池感到十分鄙夷，那种感觉就跟当年他们嘲讽我在岸边学狗爬打死不敢到水深的地方去一样。游泳池是城市对于自然的一种妥协，它在人类城市化与对自然的渴求中间扮演了替代品的角色，换言之，它太像一个游泳的地方了，很容易就让人联想起玩具娃娃，无论如何有声有色，终究是没有灵魂的。
今年夏天，我又回到了故地，回到了溪水之旁，但感觉已经不太一样，水当然是没有以前清澈，而且溪水边多了很多女人。以前女人到溪水边来，几乎都是来洗衣服的，下水游泳对于她们来说似乎多么羞涩的事。但现在不同了，她们流行穿着衣裤就下水去游泳，不用比基尼，除了救生圈（甚至有人用废弃的汽车内胎）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工具。水如此欢乐，它又一次接纳了所有。
在游泳的世界里，能浮起来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就如在活着的规则里，活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有时候，确实仅仅是想活着，仅仅就是想浮起来，都那么难，那么乏力。在布满平庸的世界里，自由的漂浮意味着绝对的强大，或是某种放弃。
村里的溪流没有被造纸厂污染之前，有很多鱼，也很多石螺。村里有个浪子几乎不分季节地跑在溪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潜到石头缝隙里去摸石螺，每天只要摸到几斤石螺，就能换来他的饭酒钱。他几乎不分寒暑都穿着一个蓝色的背心，一条短裤，常夸口他能在水下闭气二十分钟，就跟活在《水浒传》里一样。小个子，没钱娶妻生子，也不关心人类，更不知道有德令哈，在他的世界里，就只有石螺和酒，多少石螺，多少等值的酒。据说他最后也是死在水里的，因为左手被卡在石缝里，出不来，活活给溺死了。然后，就被人非常自然地遗忘了。
在一个遥远的午后，我突然想起他，仿佛记起他是第一个带我横渡溪水的人。溪面其实也不宽，几百米的样子，他带着好几个孩子，一马当先，游在最前面，我们游不动的时候，他就在茫茫的水里等着我们，吆喝着些什么。游到对岸，我们都上气不接下气，他一扭头，又游了一个来回。
据说我爷爷在溪水中捕鱼的时候就和他相识，还曾送鱼给他。
在渔樵时代，总有一些人打探了山水的源流，总有一些人为着生存守卫了水土。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浮着就仅仅为了还能浮着，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和阐释。
原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大地副刊
唯有故乡不可修改
村道终于重修了，铺上了厚厚的水泥，路面比路两边巷子的地面高出许多。就因为这个坡度，从巷子里开着摩托车出来，到了巷口总要加速才能冲得上去。我几天前刚回老家不知道其中的风险，开着摩托就往上冲，结果险些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撞翻。惊魂未定，卡车司机从窗口伸出头来，朝我大骂，意思是乡巴佬就别到路上来添乱；骂得我一愣一愣的。新路平坦，车来车往，我扶着摩托车在路边发了一会呆，心里老觉得哪里不对劲：司机明显把路当成他的，而我熟悉的路呢？我成了故乡路的陌路人。
公路属于司机，这个道理似乎是成立的，但又不尽然。至少在我记忆中这条路并不是司机的专属，它曾经属于鹅群、奔跑的少年和啄食稻谷的鸟儿。公路并非从我这儿被司机抢走，抢走公路的是时间。我站在高高的水泥公路上，极目看去，路面平整如砌好的麻将牌，一直延伸到远方，正好将村子劈成左右两半，左边是一排排的住宅，右边是一块块的方田。
我一直将这条路当成是村子的一部分，就如饺子的折缝是饺子的一部分，桃子表皮的沟缝也是桃子的一部分。小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赶着鹅从这里走过，将鹅赶到池塘里去游水，它们就仿佛成为池塘的一部分。那时候的路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而我还是一个穿着“的确良”白衬衫的少年，将自行车骑得飞快，准确地绕过路上的小石头和小水洼，仿佛骑着一匹飞马那样自得；我也就成为小泥路的一部分。我十六岁那年，路面终于被修平，铺上一层薄薄的水泥，泥水路升级成水泥路。夏天的时候收割水稻，阳光如火，又平又滑的路面被晒成一个长条形的平底锅。从水田里运来的稻谷颗颗饱满而湿润，便都被倾倒在水泥路上，铺开来晒干，每隔半个小时还要用脚去反复踢翻，一是让稻谷均匀受热，二是赶走偷吃稻谷的鸟儿。路上往来的车辆，都诚惶诚恐走在道路中间那窄窄的小道上，而路肩两侧那一片金黄是碾压不得的，压碎稻谷绝对是一种罪过，就仿佛金黄的稻谷也是村道的一部分。
于是所有的车都开得很慢，所有的车都小心翼翼。车辆从远处来，只不过是融入了一片金黄之中，成为金黄的一部分；而不是切割，像现在这样，用速度将村子切断。
应该说，故乡的速度不是快或者慢，而是独立于城市人的另一种频率。我曾经无限向往远方，希望仗剑走天涯，离开这个穷困自闭的地方。我跟发小虫虫说，一定得走，年轻人得出去闯荡。虫虫认为我是正确的，但自己不为所动，并没有想跟我一起出去的意思。他不读大学，中专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乡；而我，像千万人那样读大学找工作然后离开家乡留在陌生的城市里。与上一代迁徙者不同，他们面对的基本是一个惰性气体一样稳定不变的家乡，而我们的家乡却是流动的。虫虫从小家庭条件就比我优越，我骑自行车，他骑摩托车；后来我买了摩托车，他已经买了汽车；几年前我也开着汽车回到故乡，暗想这下子应该赶上了吧，他不可能买飞机。结果回家一看，虫虫正在将一辆自行车装进他的汽车尾箱，他说以后他要骑自行车，这地方乡间小道环境好空气好，不骑自行车多可惜。这些年虫虫似乎越活越明白，而我却越活越迷茫。他做着小生意，心血来潮背着包就往西藏跑。他说，一起走。我摇头回答，走不开要上班。当然人生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好，探头探脑无非彼此羡慕，只要能活明白，知道自己要什么，人就会变得澄净。
只是每一个远行的人都有一个故乡梦。故乡不停地变化着，有一些质地又似乎纹丝不动。无数次在异乡的路口，我也疑惑自己当年的选择。一个人如何能够更有作为，或者能够更幸福，到底与遥远的追寻有没有关系？不知道。能够知道的是，对于远方的坚持不经意间让我成为故乡的叛逃者。一个转身我才发现，自己俨然成为故乡的异乡人。这里很少有人认识我，这里的亲戚网络都知道我又理所当然地忘记我，这里有许多人的生老病死再与我没有任何联系——逃离，这本是我多年前想要的，但现在我却发现有某些东西将我牢牢捆住，让我感觉自己在某个时刻也需要它。换言之，有故乡的人生活在一张人情网络之中，他们的大部分人生价值是在这张大网中被确定的；而我们，只是热情地奔忙，勇敢地接受陶铸，最后成为城市里一颗冰冷的螺丝钉。这一颗螺丝钉和那一颗螺丝钉之间并没有网，却只有冰冷的铁块，它要求你坚硬、承载、有用。城市里没有真正的邻居，也没有真正的杯盏和茶壶，只有电梯里的彼此无视，相互戒备以保持彼此空间的相对完整。城市里让一切变得有用，那些无用的风景，荒草凄凄，枯树萧瑟，终究会被路面和楼层所替代。钢铁水泥的文明每前进一寸，泥土池塘便退后一尺，于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成为看不见的人情荒漠。
世界向前走，于是每个人不得不向前移动或四处迁徙。多年过去了，人情世故修改了我，推土机和公路修改了故乡，然而唯有心灵的故乡不可以被修改。有一股力量不允许它这么做，记忆固执地想保持原貌，甚至不惜美化它，给它以各种想象的装饰。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国度。而这是幸还是不幸？或许每个人只能在梦里去重建一个故乡。只有梦里的故乡不会被修改，你可以重新回到狮头鹅的嘎嘎叫声里，回到金黄稻谷自然的香气之中，树木草石都会因为你的记忆而温润起来，骤雨敲击着瓦片，屋后会传来蛙鸣。只是一觉醒来，岁月的橡皮擦刚好也将一切梦境轻轻抹去了无痕迹。推着摩托车在公路上缓步而行，不禁想起谁说过的话：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你已不再是阳光少年。
原载《人民日报》2013年8月7日大地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