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的邻居。
我们毗邻而居。生活像一道帘幕隔开彼此。我们存在于彼此的视线中，在楼梯拐角处，在开门的瞬间，我总能与她相遇。我的眼睛像一架高密相机，总能无意间摄取到她生活的片断，想必在她的视线中，我的生活也同样在她的视网膜上对焦，成相。房子挨得太紧密了，生活的空间是这般逼仄，狭小，我们不得不与对方的生活重叠，狭路相逢。
我们并不讲话，这让我们对彼此的生活空间充满警觉和好奇。她留给我的表相，几乎可以用优美的文学词语来形容：古罗马似的陡峭脸庞，古希腊似的高挺鼻梁，西班牙舞女的清劲肩头……总之，她是一个大美女，很美的美女。
第一次的见面没能奠定我们友好相处的基础，所以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即便擦肩而过，却形同陌路。
起因是泥水工扔掉的空烟盒。那时我们的房子装修，泥水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往她家阳台上扔了一个空烟盒。这烟盒成为她兴师问罪的证据，她高举着烟盒过来，当着我的面让师傅向她道歉。而我则为了师傅的尊严坚持这烟盒是无意中掉到她家阳台上的，因为她的阳台与我家的客房紧挨着。还有，我认为就算烟盒是师傅丢过去的，这么小的一件事，她拣走就是了，没必要这么小题大做。
于是，矛盾由此开始。思维方式的不一样，注定我们不是同一类型的种属。空烟盒事件过后，我们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我们经常相遇，却并不打招呼。我们过着一种很奇怪的生活，她经过我们家时，只要我们家开着门，总会装着无意地朝我们家看一眼；而我出门时，只要她家的门开着，我也会无意识地看几眼。看来人类的好奇心与生俱来，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隐藏着偷窥他人生活的欲望。
我们在彼此眼皮底下生活着，各自的生活状况一览无遗。房子的格局太亲密了，亲密到无法回避。她家来了什么人，我家来了什么人，她家在看什么电视，我家在炒什么菜，都无法躲藏。两家的大门垂直，如果同时开大门，两扇门就会打架；我如果打开客房的窗户，就是她家的阳台，她家的客厅与我家的客房都会暴露在对方的视线中。所以通常的情形是我家的客房终日窗帘低垂，她家客厅的大门则始终关闭，即便是客厅里传来电视机的声音。
右边的邻居很直白地告诉我，她是一个香港人的二奶，他们还有一个儿子。
二奶的生活通常都是寂寞的。所以我总看见她一个人，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白天，从紧闭的门窗中你根本无法看出她是否在家。只有到了晚上亮灯时才能确定她家是否有人。黑夜把一切打回原形无处可遁。
听保安说，她的儿子在北京读书。她很会玩。一年四季都在旅游。保安似乎很羡慕她不用工作就可以到处游山玩水的生活方式，反正有人给钱她花。这只是假象。作为离她最近的邻居，哪怕我再不想了解她的生活方式，地理位置的过分靠近让她的生活在我眼中一览无遗，而她所有的假象，都只是做给外人看的。没多久，我就发现了她的秘密：除了香港男人，她还做着深圳一个男人的情人。
几次我出门，都看见她拿着一个小包，包里装着换季的衣服，看样子不太像出远门，这是要去另一套房子过生活的样子。我以为她在樟木头的其他小区还有另外一套房，她只是要到另外的房子居住。但奇怪的是每次她这样出门，阳台上都会晒满衣服，装作有人在居住的样子。刚开始，我以为是防小偷，后来，她的香港老公回来转动钥匙时我才明白，她这是做给这个香港男人看的呢，让他以为她一直住在家里。随后她会回来陪他，两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音量调到很大。通常都是在看赛马的节目，香港时兴这个。有时两人在家大声交谈，或者在厨房炒菜，一时间，她沉静已久的家风声水起。
香港男人走后，她也锁了门，随后就走。阳台上照例晒满各种衣服，那些衣服有时一晒几个月，日晒雨淋，有些都掉到了阳台上，缩成一团，被雨水一淋，成为垃圾。香港男人回家极少，频率太低，至少要隔半年才回一次，也怪不得她另找门道了。
她走后，她家的门缝里被中介塞满了各种寻求购房的小纸条。有时物业管理把水电费通知单也塞到她家防盗门的门缝里，一次掉了下来，掉到了我家门口，我随手拣了起来，发现房主是她的名字。这几乎是早期二奶们的模式：香港男人以她们的名义买房，而她们则为香港男人们生下了孩子。
很奇怪的是她家的小广告和收费通知单每隔不久就会被清理一次，不知是她自己偷偷回来拿走了还是嘱托人拿走，抑或是搞卫生的阿姨清理垃圾随手拿掉了。她在花园里有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那个女人也是有一个香港老公，她们有共同的语言。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经常在那个朋友家里蹭饭吃。
她的儿子每到假期就回来。小伙子长得很高大，也很英俊。看得出来，因为长期的缺乏沟通，母子之间的感情并不亲密。通常所见的情形是小伙子穿着睡衣在客厅中间日以继夜地上网，她则在厨房里忙碌，躬身洗菜、做饭，母爱的天性流露无疑。天下的母亲都有一颗慈母的心，对这个身世奇特的孩子，她竭力补偿地对他好。她让他去北京上学，在家里装宽带，买笔记本电脑，以生活的细节来展示她的母爱。一次，母子间发生了激烈的真吵，他们讲的是上海方言，声音虽大却是听得不太真切，大概是为了上网的事。
没过多久，他儿子就走了。不知这身份特殊的儿子，在学校里如何填写那些各式各样的表格；不知这未能给儿子正常生活的母亲，在面对儿子时内心是什么样的感觉。看得出来，她是在竭力讨好她的孩子，但处在叛逆期的儿子却并不买她的帐。
她的房子，是断然不会卖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想买下她的房打通。我们家的两房实在是有些拥挤，不够住，而她家却是三房，大部分时间里她像一条孤独的鱼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游来游去。我们委托中介帮忙打听，结局也在意料之中，她拒绝卖房。想想也是，这是她在樟木头唯一的住房，是维系他们一家三口的纽带，是她的安身之处。对这个她居住了十多年的房子，她肯定是有感情的，也许，这是盛放她爱情地方。有她的憧憬和向往。在她少女时代，这所房子对她来说便是一生的前途和希望。她从遥远的上海来到这里，一个人断断续续似是而非的生活了这么多年，这里已是她的根，与她血肉相连。
她的两个男人，留给我们的都是剪影。大约与她的关系都不是名正言顺，男人们的眼神游离，也从不与我们打招呼。香港男人约五十多岁，与她一样，每次关门都是重重的声音，连外墙都在发抖。也许这套房子是自己出钱买的，香港男人有足够的底气，他是隐藏在暗处的男主人，所以他堂而皇之地在家看电视，走动，或者站在阳台上看风景。
而深圳男人的出现如同幽灵，每次来了都静悄悄地，白天我们根本无从发觉，只是到了晚上，她家亮了灯，才知道家里有人。我只碰见过这个男人两次，几乎没看清过他的脸。一次是刚好他们回家时我无意中开门丢垃圾，一次是在楼道上偶尔碰上。
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一定是她安排和嘱咐的。我想，起因可能是我第一次与她短兵相接，后又彼此互不来往造成的。想那次，她多嚣张啊，那次，她的香港男人在家，她觉得有靠山，有底气，高举着那个空烟盒这个有力的证据一定要我道歉，仿佛抓住的是我的什么把柄似的，非要把我置身道德的低谷中。我抵死不认，她大声叫她的香港男人过来帮忙，一定要我承认错误。她断然没有想到，一旦她的香港男人离开后（事实上，他们的日子就是聚少离多），她陷入一个人的凌乱，能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影子。
时间是个从容的沉淀器，过滤器，检验器。空烟盒事件过后，一切水落石出，生活的真相浮现出来。我们一家人上班，做饭，散步，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而她形单影只，茕茕孑立。我的生活优势显而易见。我看见她就像收敛了美丽羽毛的孔雀，无声而沉默。每次见了我，她就会低下头，快步走开。
其实，我对她心无芥蒂。作为邻居，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对一位女性来说，她耗尽了风华绝代的青春，换来的只是一段欲罢不能的感情和无法言说的人生，她心里一定是有苦楚的。也许，当年她年轻，给香港男人做二奶是为了赶时髦，也许是喜欢享受不劳而获，剑走偏锋，她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以为是捷径，却没料到这条路是千疮百孔让她的生活漏洞百出。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她年轻的时候她都没有工作过，现在，她已近中年。从她儿子的年龄看，从最早的那一批二奶年纪看，她们已年近四十到不惑之年了。她年轻时都没有做事，现在还怎么可能增摆脱这种生活呢？这很像寄居在空螺壳里的寄生蟹，她的人生是再也无法被还原了。
可是生活还得继续，香港男人不是他最后的依靠。能依靠的只是手中现实的钱。她还有儿子要养，一个有家有口的香港人能每月给她多少钱呢？她一定是意识到了危机，觉察到了前途的危机所以才决定火车出轨。她再次委身于另一个男人，也许是另一种工作的方式吧。
我本来是想与她改善关系的，但她拒绝了我的好意。一次，我回家忘了带花园楼道门的钥匙，她正在不远处与人聊天。于是我对她喊道，靓女，麻烦过来帮我开下门。她过来低着头帮我开了门，又连忙低着头走开。我对她说谢谢她也顾不上回应，只是飞快地走开了。不仅是这次，每次我们见面，她都快步走开。
我想，她不愿意与我说话，原因应该不是那次空烟盒事件。那能算什么事呢？不过是一件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大家随便顶几句嘴而已，不至于闹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再说，事情都过去了两三年，谁还在意这件小事？她不理我的原因是深层次的，多角度的。很可能是我给她的生活造成了压力与不安。我的家庭是正常化的透明家庭，家庭成员来路清晰，而她的家庭脱离正常家庭的轨道，她的身份，敏感而特殊，一个女人如果拿这点与另外的女人比较，这让她窘迫，让她尴尬，肯定是处于道德的劣势，所以，她一定感觉到了压力。而我们的存在却是让她感觉到了不安，她的家里，每来一个人，特别是异性，都有让人生疑的地方，这一定让她沮丧。
从这点看，她让我尊重。她是敏感而有自尊的，只是为生活所迫，做着些特殊的行业为稻梁谋。与我所见过的那些脚踩松糕鞋脏话连篇粗鄙不堪的二奶相比，她是优雅的，精致的，甚至卓尔不群。这不完全缘于她的美丽。在粗俗的二奶中，也有很多漂亮的女人，而她显然是同于那个类别。她是上海人，上海人的精致在她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每次出门，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神清气爽，她化淡妆，略施粉黛，女性的柔媚清晰可见。老实说，我要是个男人，我也会为她的美丽动心。
她一定是觉得我们像个偷窥者，偷窥了她的生活。虽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在我们窥视她的生活的同时，她也窥视到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像阳光下一枚脉络分明的叶子，经得起阳光的检验，呈现在多少人面前都没有关系，而她显然不愿意被人看到她的生活，但房子的结构太不合理，让她不能拥有足够的私密的空间。每次她家里来人，首先就要接受我们目光的检阅，尽管我们也不愿意，但事实无法改变，我们无法回避，这很令人懊恼。
一次我在客房整理东西，听到她在阳台上打电话。客房里窗帘低垂，她一定是以为我不在家，所以打电话也丝毫没有避嫌。她先是很娇柔地与汇报着自己的生活，又很娇柔地问了对方的生活，后来几乎就是撒娇了，她要对方来看她，说她病了，连拿杯子喝水的力气都没有。
来看她的是深圳男人。她要求男人来探视她的生活，说明她是寂寞的。而她打电话给了深圳男人，说明在她现实的生活中，这个男人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么说来，她与香港男人的感情只是鸡肋了，也只能是鸡肋，人家有家有口，她又能怎么样呢？但她住在香港男人为她买的房子里，他们已有十多年的感情，他们还有共同的儿子，这一辈子，注定了他们互相纠缠，纠结。他们的生活已然渗透，就像水泼进沙里，想要分离是不可能的了。
不管她是真病还是假病，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她的生活中需要一个真实的异性，来平衡她内心的缺失。倘若她是真病了，那么她是可怜的，可同情的。她一个人在异乡生活了这么多年，到头来生病时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这是一件多么凄凉的事；倘若她不是生病，她也是让人心酸的，一个女人的生活中有一个血脉相连的男人相伴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但在她却是奢望，她要通过使用女性的性别身份，需要使用柔媚的手段，需要借助技巧，况且她乞求的对象也许还是别人的，这是一件多么荒凉的事。
两种可能都让人悲凉。
不知道这个男人最终有没有来看她。每次他来时也是神不知鬼不觉。也不知她是否去了他那里，她的房子总是空着，寂寞着，一如她的内心。她的寂寞太明显，让人一看便知。
她的母亲，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妇人倒是来过她这里。老人家满头银丝，总是笑眯眯地站在阳台上看着那泓湖水。我们散步从她家门口经过时，大概认出了我们是邻居，她在阳台上笑着拼命向我们挥手，嘴里还大声地啊啊叫着，我后来才知道她原来是个哑巴。
老人家穿着很朴素，个子瘦小，应该是上海的乡下老太太。老人家是一个人来的，不知道她是否失去了老伴，抑或是其他原因。看情形，她们不是上海十里洋场的城市人。
老太太的出现，让她的家庭生活呈现某种端倪。她们一定不是家势良好家底丰厚的家庭，否则，谁愿意出来做这个，把自己的一辈子搭进去呢？做二奶的，大部分是家庭生活不好的人，加之自身爱慕虚荣贪图享受，当然不排除那些有真感情的人，她们是家庭生活贫穷与人格缺陷的双重缺失下的催生物，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南方一种特有的现象，是人类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过程中一道特殊的风景。
老实说，对这种人，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不接受，不支持。家庭生活的贫穷不是主要的原因，人格的缺失才是根本。世界上有多少贫困的人，但很多人选择的都是有尊严的生活方式。这样寄生在人家身上做附属物，尊严几何？不知她们在面对自己日益长大的子女时，内心会作如何复杂的感想？也不知她们在面对自己的父母亲朋好友，以及回望自己所走的路时，内心的感受几何？如果时间可以重新来过，相信很多人会选择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可是，生命中如果没有。创业史的作者柳青曾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话有道理，年轻时的取向就是方向盘，方向盘稳，未来当然是大厦将倾。
生活仍然在继续，我们各自前行。不久前，我搬离了这套房子。但房子还保留着，留给我的亲戚们居住。每次我回家，总是看到隔壁的铁门紧闭，有时有物业的催款单夹在防盗门的门缝里。我的这位邻居，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她了。
而她在与东莞相邻的城市——深圳，继续着她的双重生活。大部分的时间里，她在深圳，与一个无法结婚的男人相依为命；少部分时间里，她在樟木头，与一个同样无法结婚的男人偶尔共度良宵；再少部分的时间里，她与儿子共度寒暑假。
三个与她命运相连男人分配了她的生活。只是未来，没有哪一个男人是属于她的财产。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
很久后的一个黄昏，我在楼道的公共门处见到了她。那会儿，她正拿着钥匙在开楼道的门。她穿着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头发绾成一个大髻盘在脑后，远远看去，像一只着黑衣的悲凉的蝙蝠。她明显的胖了，以往苗条的身材已消失不见，甚至可以用臃肿来形容，这让我非常惊讶。不知道这些日子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上楼经过她的身边，主动向她打招呼，向她微笑。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我清楚地看见她眼角的皱纹，像丝丝怒放的蟹爪菊花瓣。红颜，终是经不起岁月的侵蚀啊。我在心里感叹。
她也回报给我一个微笑，笑容友好而温暖。
原载《作品》201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