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他相识，纯属偶然。如果不是他儿子身患白血病，他不会找我，我也不会认识他，咫尺天涯，谁也走不进谁的心间。

       这个人，我称他老张，是我如水的朋友，也是我曾经的采访对象。

       四年来，他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一直在东莞做义工。志愿者服务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00小时。

       他说，只要生命不止，他就会感恩不止。这是他儿子的心愿，也是他的决心；他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完成儿子的“嘱托”。

       时光回溯到2008年5月4日下午，那时，我还在东莞一家媒体做记者。趁着一点空闲，我躲到报社的楼梯间吸烟。当浓浓的烟雾把我围住时，突然，接线员打电话找我，说有个姓张的先生点名要找我，很急，要我马上下来听电话。

       张先生在电话里急切地说：“王记者，求你帮帮我，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打电话找你，求你帮帮我！”

       自从儿子患上白血病，老张全家踏上了漫漫求医路。他和妻子领着儿子，一直奔走在各个医院，花光了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变卖了房产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债。儿子的病仍无好转。几年下来，夫妻俩未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以泪洗面，日子在苦水里泡着。而今，儿子的配对骨髓找到了，儿子的命有希望了，可无钱医治，该想的办法全想了，该借的地方都借了，仍差20多万元医药费。愁死人了，想放弃治疗，可面对活生生的儿子，实在于心不忍，痛断肝肠。

       张先生在电话里哭诉：“好心的记者，求求你帮帮我，帮帮我的儿子，他只有16岁，我现在是无路可走了！”

       次日，我来到张先生的住处。他一家三口蜷缩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儿子躺在一张旧席梦思的破床垫上；地上还铺着两张竹席，这是他和妻子晚上睡觉的地方。

       干瘦干瘦的张先生，蓬乱着头，胡子拉碴，不满40岁，背已经驼了。他招呼我坐下，见实在无地可坐，一脸羞惭。

       我和他并肩坐在竹席上。他拿出儿子的病历、发票、车票等，足有上千张。“为了给儿子治病，我已经花了20多万了，家里的资产全变卖了，现在我一分钱也拿不出了。”他说。

       “我们家好久没吃过肉了，没钱买，现在连吃菜都成了问题，没办法，只好到市场捡烂菜吃。”

       看着这一家人痛苦、绝望、纠结的复杂表情，我不忍心看下去，心中早已泪雨纷飞。我没有安慰他们，一切语言都苍白无力。临走时，我给他们买了一桶油、几斤肉和一堆食品，他几乎要跪下感谢我。

       回到报社后，我把他一家的窘境、面临的困难以及救子的心切之情整理成文，希望东莞的好心人能伸出援助之手，延续他儿子的生命，给身陷苦寒的他们，送去阳光和温暖。

       稿子见报后，本报的新闻热线成了捐助热线，接线员每天要接上百个捐助电话，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张先生一家的遭遇牵动了东莞这座城市，牵动了众人的心，爱如潮水向张先生一家涌来。

       一位拾荒者来到本报，从满是油渍的口袋中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钱，他数了数，捐了300元钱，只剩了几十元钱的饭钱。他动情地说，看了有关张先生一家的报道后，禁不住热泪潸潸，他原以为自己是不幸的，没想到张先生比他还不幸，这点钱算不了什么，只是他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希望张先生别嫌少。

       一位女老板来到本报，托我把4000元钱转给张先生，当我希望她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时，她拒绝了，留下一个灿烂的微笑。

       本报工会、团委号召员工给张先生一家捐款，很快就募捐了1万多元。当我和同事把好心人的捐款送给张先生时，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我赶紧把他扶起来。他抱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记者，你们的报纸是一份负责任的报纸，我感谢你们，感谢好心人。”

       张先生说，这段时间，他们一家一直流着感动的泪水，当地政府派人来慰问我们，还给我们送来了1万元的慰问金；一位好心老板托他的秘书找到我，放下3万元现金就走了，他现在还不知道他姓啥名谁；一所学校号召师生捐款，孩子们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当我捧着一块两块凑成上万元的捐款，我哭着跪着谢恩，我不知说什么好，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张先生一家泣不成声，他的儿子哭着说：“叔叔，等我病好了，我一定好好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用我的一生报答社会，报答这些好心人……”

       东莞社会各界、好心人捐钱捐物，很快凑齐了他儿子的医药费。这让他大为感动，他一直在不停地说谢谢，说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东莞好心人的恩情。我们一家人，一定要感恩东莞这座充满爱心的城市。

       儿子终于要到广州做骨髓移植了，他满是阴霾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逢人不是作揖，就是感谢。他原以为儿子有救了，可术后不久，儿子还是去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直面“空欢喜”背后的生活。

       我闻讯赶去见他时，夫妻俩情绪低落。我无言以对，陪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浓浓的烟雾笼罩着整间小屋。好久，他打破这死一样的沉寂，哽咽着对我说：“我和他妈尽力了，好心人也尽力了，只怪这孩子命薄，无福活在人间！”

       “儿子闭眼前对我说，爸，我有一个心愿，这么多好心人帮我们，您和妈妈要坚强活下去，欠了那么多好心人的债，你们要还，这是我的心愿……”

       他喃喃地说，“欠下的债，要还，一定要还！”

       他边吸烟，边抚摸着儿子的相片。这是一个阳光般灿烂的少年，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6岁。

       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将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

       此后，我和他失去了联系。

       2011年国庆长假，我到东莞东站采访时，无意中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心为之一颤。他比我更激动，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我面前，紧紧握着我的手，气喘吁吁地说：“王记者，是你吗？是你吗？”

        他穿着志愿者的T恤，手里拿着一个旗，精神抖擞，中气十足，指挥着乘客进出站。和我以前印象中的他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儿子病逝后，他和妻子沉浸在悲伤之中难以自拔。悲伤归悲伤，但日子还要过下去，他和妻子重新进厂打工，慢慢地还债。欠亲戚朋友的钱可以慢慢还，但欠那些东莞好心人的债如何还？他尝试着去帮助别人，但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他和妻子商定，在东莞当义工，做志愿者，了却儿子的心愿。 

       当了四年多的义工，他渐渐走出失子的阴影，心情也开朗起来。

       做了四年义工，他说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放在太阳下就会被晒干，放在地上就会被吸干，只有放在大海里才能存活下来。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小爱汇成大爱。为了感恩东莞，感恩社会，他愿做一滴感恩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