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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书画》

学者容庚

       原名肇庚,字希白,号容斋,又号颂斋,广东东莞人,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日(1894年9月5日)生,1983年3月6日逝世,享年九十。
       容庚先生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大学者,他集考古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物鉴藏家、书法篆刻家、教育家于一身。他强烈的爱国之心,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铮铮硬骨,早已为世人传颂;他的学术成就,在多个领域树起了座座丰碑,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容庚先生的求学之路
 
       容庚先生出身于广东东莞一个前清书宦之家。祖父容鹤龄是同治二年(1863)进士,他“性夷旷,诱掖后进无不至,掌教龙溪书院十余年”①,复兴凤台诗社,倡立广行善堂。他是一位无意仕途而热衷传道授业、乐善好施、受人尊敬的贤者。父亲名作恭,广雅书院学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不料就在这一年,鹤龄公遽尔逝世,给这位身体本不强壮的书生以沉重的打击,丧父之痛以致忧伤成疾,自此长期卧病,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逝世。此时,容庚先生仅14岁。所以容庚先生的少年时代是颇为不顺的。值得庆幸的是,容庚有一位贤淑坚强的母亲邓琼宴。邓琼宴是邓蓉镜之女,邓蓉镜是同治十年辛未(187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后出任江西督粮道,“尝三署按察使,平反冤狱甚众”②。服宦二十余年,俭以自处,以丁母忧归里,即不复出。后又主掌广雅书院四年,讲道论文,培养人才不倦。平生爱收藏书籍字画,家藏剧迹甚伙。邓琼宴生在这样的家庭,虽为女性,也有机会从小熟读诗书,刚强有志。丧夫之后,便矢志抚孤成立。邓蓉镜的四子邓尔雅,也就是容庚先生的四舅,十五岁就随父入广雅书院读书,专心治小学、篆刻。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妻子同赴日本留学,专攻美术一年。回国后,担任小学教员。据容庚先生《自订年谱》载:
       1899年(己亥),延师徐晓湘秀才于家授读四书。
       1903年(癸卯),延师张于逵秀才于家授读《礼记》、《左传》,并点阅《凤洲纲鉴》。
       1905年(乙巳),入(莞城)西北隅高等小学堂读书。
       1909年(己酉),母携庚及弟妹至广州启明高等小学堂读书,与四舅邓尔雅同住。
       这样,刚刚失去父亲的容氏三兄弟得以跟随四舅学习。他们兄弟所学各有偏重,容庚学金石文字之学,大弟肇新学刻印,小弟肇祖学古文。
       此后,容庚先生又先后入教忠学堂、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东莞中学,最后于1916年5月毕业于东莞中学。因此,容庚先生以后经常戏称自己只是一个中学生。他中学毕业的时候,已经22岁了。由于父亲的早逝,家境颇为艰难,家族的文化传承,自然给了容庚良好的影响,然逆境也为容庚提供了磨炼的机会。
       在四舅的影响下,容庚开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1920年,先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一篇谈篆刻的文章,“是为文字刊行之始”③。1921年,又写成《东莞印人传》,并附了印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介绍了明代的篆刻家袁登道,袁氏有《道生印谱》,是广东地区现存的最早的印谱之一,得容先生表而出之,使这位东莞印人受到国内印坛的重视和研究”④。1922年6月,容先生与弟肇祖往北京求学,7月进入注音字母传习所国语讲习班,毕业后,报考朝阳大学,获录取。与此同时,容庚先生得到了一个转变人生的机遇,7月3日,他带着自己在东莞编纂的三册《金文编》稿本到天津去拜谒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罗氏见后,大为赞赏,就写信给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马衡教授,称赞容庚先生“治古金文,可造就也”⑤。马衡先生看到罗振玉的推荐信之后,也爱才心切,辗转寻找,破格录取了这个只有中学学历的容庚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去当研究生。从此,容庚先生就获得了深造的机会。设使碰到的是唯学历论者,玉璞遇不上良工,就很可能没有日后的大学者容庚了。在研究生期间,他继续在导师的指导下修订《金文编》,三年而后成。又是罗振玉先生施以援手,用贻安堂的名义出版了。从此金文研究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也许有师德的感召,容庚先生在一生中也诱掖后进,不遗余力,带领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将学生引进学术的殿堂。1929年,先生任教于燕京大学,为学校从德宝斋购得徐坊旧藏甲骨1200片,从中选出874片,墨拓以后,与学生瞿润缗共同编成《殷契卜辞》一书,释文则先生与商承祚、唐兰、董作宾、魏建功等专家共同校订,又命瞿润缗编为文编。这种由学生直接共同参与科研项目的方法,使学生边干边学,得到了很好的锻炼。1978年,“文革”动乱结束后,全国拨乱反正,高校也恢复招收研究生。先生以86岁高龄与商承祚教授共同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原计划只招收4名。先生看到报考者成绩不错,力主扩招,终获学校特许。于是,六名学生有幸成了容庚先生的关门弟子。还有一件事,也颇为世人传颂。广州市东山区人民医院挂号员刘翔,只有中学毕业,但酷爱古文字,时时向容庚先生请教,先生总是耐心地指导他研读《说文解字》、摹写《金文编》,并借书给他看。虽然刘翔第一轮没有考上容庚先生的研究生,先生还是鼓励他不要气馁。结果,第二年,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的研究生。容庚先生这样地诱掖年青人,正是承传了罗振玉先生的不拘一格取人才的精神。
       容庚先生的求学之路虽然曲折,但也以不折不挠的精神,艰苦自学,勇于进取,终于成为了一名大学者。
 
 
       二、爱国者的情怀,心胸坦荡的君子
 
       容庚先生毕生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不仅在学术上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为人道德上也作出了表率,为世人景仰。
       日本发动侵华“九一八”事变时,容庚先生正在燕京大学。他对日寇侵略我东北,而当局又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感到非常气愤。他积极支持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委员会,被聘为该会顾问(同受聘者还有郑振铎教授)。在他的指导下,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宣传品《九一八事变记》,分送海内外同胞以激发华侨的爱国热忱。他又发起成立抗日十人团,联合十大教授宣传抗日,并主编《火把》白话小报。据《火把》第7期(1931年10月13日)刊《抗日十人团消息》报导:
       抗日十人团,系本校容庚教授所发起,已于昨日下午八时在东大地容宅召集第一团成员,讨论进行办法,尚决定誓词,由团员签名,兹照录如下:
       余等誓以至诚拥护中国国土之完整,故有抗日十人团之组织。在日本军队未离中国疆土、赔偿其所给予我国一切损失以前,凡我团员绝对不为日人利用,不应日人要求,不买卖日人货物,并各自努力于抗日有效之种种工作。如违背此誓,甘受其他团员之严厉制裁,作人格破产之宣告。谨誓。
       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二日
       抗日十人团第一团
       签名(以笔划多寡为次)
       吴文藻  吴世昌  余瑞尧  洪业  容庚  容媛  郭绍虞  蒋焕章  顾颉刚  黄子通
       又据《火把》第10期报导:
       容庚自组织抗日十人团成立第一团以来,电询此项消息,继续成立者甚多。皆由容庚给以第几团号码,以资统一。
       至《火把》第16期报导,已成立第十团。
       1936年9月,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会成立。容庚先生与顾颉刚先生被推起草该会章程。顾颉刚先生担任理事长。容庚先生与雷洁琼等当选为理事。燕大中国教职员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⑥
       据燕京大学学生周振光的回忆,当时燕京大学学生抗日救国委员会举办政治周会,师生均可自由参加,每周一次,聘请校内外的热心爱国人士在礼堂作公开演讲。“一向很少在公开场所作与自己研究工作无关,尤其是政治性演讲的容庚老师,激于爱国义愤,应邀出席作了一次振奋人心的演讲,激励大家读书不忘抗日救国。当容庚教授演讲之日,适轮到笔者主持周会。当年他既有雍容的学者风度又有激昂慷慨的气魄,至今记忆犹新。”⑦1950年,容庚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个研究中国古铜器和文字学的人,埋头工作,对于政治方面不大过问。但我爱我的民族,我爱我的国家,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热血沸腾起来,也曾做过了几次摇旗呐喊的抗日工作……试拿十年前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来比较,其挑拨内战,阻碍统一,推销陈旧的军械和奢侈的商品,更是一模一样。”⑧
       先生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从不含糊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为首的反共势力,筹备组织一个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主题即攻击新中国,并邀请当时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的钱穆先生代表中国撰写反共论文出席该会。周恩来总理嘱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在广州找人去香港劝说钱穆不要参与。陶铸即请容庚先生担任此事。钱穆是容先生在燕大的同事,又是先生女儿的老师。先生到香港后,由女儿出面宴请钱穆先生。旧友重逢,畅谈心事。钱先生从善如流,他虽然后来参加了那次“国际学术会议”,但没有发表攻击新中国的言论。容先生完成了国家交给的政治任务。
       “文革”十年动乱,“言不违心,行不悖理,耿介刚直”⑨的容庚先生自然备受冲击。开始有人想利用他的招牌,拉他来批判孔子,问他看到《光明日报》上冯友兰的文章没有,说连冯都批孔了,你也应该这样。容先生严正回答:“冯文不像冯的手笔,论点也极谬误……孔子死了两千多年了,他有什么不好?批孔不如批我。”⑩有人还不死心,想威逼他写批孔的文章,容先生愤怒地说:“民不畏死,再这样逼我,我就跳珠江去!”在那个时代,在威逼之下,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知识分子并不罕见。像先生这样铮铮硬骨,浩然正气,始终心、口、行如一者是不多的。
       他尊重事实,对一些有恶行的人也不枉贬。“文革”后期,“四人帮”倒台后,有文章说康生盗窃故宫博物馆文物。先生以他曾任故宫博物馆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的经历来看,认为故宫博物馆的文物管理是有十分严格的规章制度的,不可能随便被盗。果然后来有文件对此作了说明,说是康生曾将自己收藏的砚台存放在故宫博物馆而已。先生的老友于省吾教授曾说:“余与希白相识十载,其为人质直无城府。人有过失,每面折之……诚余之益友也。”!确为知人之言。
       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也洋溢着爱国的激情。由于中国的落后,受人欺侮,造成大量古物外流,容庚先生这样描述:
       海通以来,我国古物多增一厄。异邦豪商达官,附庸风雅,斗夸鉴藏,挟其多金,来我中土,背我法禁,蔑我舆情,巧取豪夺,拥载以去。凡名家私藏之散落者,地下故墟之发现者,岁岁流出,永不复归。……遂使嗜古之士,于宗邦重器,希世遗文,欲一望影迹而不可得。@
       为了阻止古物外流和推进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容庚先生倡导成立了第一个考古学社。
       “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先生《秦汉金文录》一书完成,他在序言中说:
       此书成,继之而作《续金文编》,乃吾志也,不敢告劳。然吾之生正当甲午中日之战,黄海海军相遇之前,先子赋诗云:“时局正需才,生男亦壮哉。高轩一再遇,都为试啼来。”今者岛夷肆虐,再入国门,余不能执干戈,卫社稷,有负祖若父之期许。“国耻未雪,何由成名”,诵李白《独漉篇》,不知涕之何从也。“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余宁将挟毛锥以终老邪?
       先生以一介书生,不能亲赴疆场与日寇作战,但国家的命运,时刻铭刻在心头,他除呐喊之外,更以学术为武器,振我民族精神。当时,日本有些学者仗着国势,也瞧不起中国的学者,有一个叫做滨田耕作的人在《泉屋清赏·总说》中,嘲笑中国的学者研究青铜器只是“依自来之传说,比图录,信款识,依习惯而定其时代”。容庚先生乃愤而为编《海外吉金图录》,从流落到海外的铜器中,选取若干重器重加研究,以确凿的证据,针锋相对地指出滨田“将多数之周器属之于汉”,把《者  钟》的“隹戉十有九年”读为“惟岁十有囗咊”,而不知中国学者在清末时早就识得“戉”就是“越”。由此看来,滨田也不见得高明,先生于是反讥道:“窃疑彼于吾国人著作尚未多窥,其识乃在‘比图录、信款识’之下。”以学术研究为武器,为中国人争了口气。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还说:
       民国以来,故家零落殆尽……军阀构祸,国无宁岁。关洛之民,困于饥饿,或掘墟墓,取所藏以救死,政府莫能禁,异邦之有力者,挟其多金,来相购取。于是古器外流,遂如水之就壑……九一八之难作,乃蹶然起曰:宗邦重器,希世遗文,欲求印本而不得。人方劫掠我文物,倾覆我国家。吾不学为耻耳,乃效尾生之信,以翻印为耻乎?
       先生的慷慨激昂之言,对我们今天仍有警示的作用。
       在爱国者的行列中,先生也曾蒙受过委屈。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身为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委员会主席的容先生也曾考虑撤往大西南,但因一家八口,《商周彝器通考》一书著述甫半,书籍资料又多,以致欲行而未果。1941年12月8日,日本宪兵接收燕京大学,先生处境危殆;1942年4月,先生离开燕京大学,由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是时北京大学的部分师生转移到西南,加入西南联大继续学习,而北平的北京大学继续在日伪统治下运作,等到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人员复员回京,校方便以生活在日伪统治下为由,不承认留在北平学生的学籍,污称学生为“伪学生”,老师为“伪教授”。先生乃仗义执言,写了一封给北大校长傅斯年的公开信。信中称在此期间,除增加日文以外,其余课程一仍其旧,并未进行奴化教育,沦陷区的人也是中国人。这封“万言书”,杂用骈俪,陈词慷慨,颇有骆宾王讨武氏檄文的气势。然而先生也终因此得罪了校方,在北大不好呆了,于1946年应聘回到南方,直至终老。对此,先生是一直心存耿耿的。
 
 
       三、语言文字学家的容庚
 
       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容庚先生毕生从事的事业。其成就最著者为《金文编》。
       容庚先生少年时代学习书法篆刻时,常常要用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清代学者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在四舅邓尔雅的指导下,立志研究文字之学。他感到《说文古籀补》能利用古文字材料对《说文》多所订正,重视通假,但字为对临,古文字字形位置多有改变,已不是古文字的原样了;再者,内容也较驳杂。在中学毕业之后,便与弟弟容肇祖、妹妹容媛等共同策划编纂《商周秦汉文字》一书,拟分甲文、金文、石文、砖文、陶文等大类。《金文编》便是最早着手完成的稿本。该书将金文独立出来纂集,1925年初版,1939年第二版,1959年第三版,1985年第四版,随着古文字材料的不断出土,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常编常新,一直能持续性地发展。先生经常教导他的学生搞学术研究要善于“找题目”,他的《金文编》就是找到好题目的光辉典范。
       学术研究有如积薪,要有承传,才能后来居上。本来,罗振玉早就曾同友人蒋北斧分任校理、增补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后因蒋氏去世,罗本人东渡日本而搁置下来。但他仍念念不忘,“意当世之士,必有为之者”,可惜“久无所遇”。#所以他一见到容庚先生的《金文编》稿本后,便大为赞许,并提供文字资料及资金赞助其出版,“尽出所藏墨本资助之,逾年而书成,视以前之稿,尤完善中丞(吴大澂)未尽之绪,予与蒋君营之数年,溃于成者,今乃成之容君。”$
       《金文编》的初稿,现藏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容庚商承祚纪念室,分正文、附录、拾遗三册,邓尔雅真实地记录了初编《金文编》时的实况,“希白锲而不舍,日夕雠校,叠有增益,稿若牛腰”。%
       《金文编》问世之后,立即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郭沫若在日本读到1925年初版之后,即致函先生,谓《金文编》“用功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先生在前后60年中,到第四版时,该书正编收录单字2420个,附录上图形文字610个,附录下单字741个,共计3771字。“被认为是金文形体方面唯一一部价值极高的字典,是阅读、研究金文的必读书,学习研究金文以及古文字者几乎是人手一部。”&
       《金文编》对金文的确认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字形采取影摹法,避免了对临法的笔划位置变形,也避免了拓本剪贴法的锈花相混。
       《金文编》所倡导的字形影摹法,包含了对拓本的研究和整理,它的实用功能,是对临法和拓本剪贴法不能代替的。
       《金文编》对单字形体的排列处置,是经过大量材料反复推敲比较,是以文字学的基本理论为根据的。对一些图形文字,以前的学者称之为族徽,至今也还有人附和。其实,族徽只是一种标记性符号,并不是记音、表义的文字。容庚先生对此是极为严格的。凡是形体准确(哪怕是图画性极强),在铭文中有确定的意义,有确定的读音一概入正编,它就是一个字。那些还不能确定的就归入附录,阙疑待问,以待后之学者解决。这样,凡入正编者,读者使用时便大可放心,这就维护了该书的经典权威性。试观有些学者在编工具书时,好将一己之见羼入全书,自矜独创,结果鱼龙混杂,谬误迭出,每令读者生疑,这样就失去了“典”的作用。先生严谨的学风,言传身教,也影响到他的学生。笔者作为他的研究生,在《金文编》的基础上,以《金文编》所收字形为依据,择取各家之说,加强了形、音、义的分析归纳,编成了《金文常用字典》*,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先生的学人风范,令人沾溉无穷。
       容庚先生一再强调:“至于考释,当以识字为先。字不能识而遽加考证,正是毫厘千里。”(先生对滥用通假也不赞同,他在1975年7月27日致周法高的信中说:
       弟于金文,只注意字形之联系,至于阴阳对转之说,不轻于引用,如谓器乃 之初文, 从犬斤声,古音同在文部;猥从犬畏声,古音同在微部,猥 两字孰为器之初文,则未可知。愚意器与 猥有何关涉而牵连及之?)
       其实对于合理的运用古音学,先生还是采纳的,如先生的著名论文《鸟书考》,就采用了林澐对“鼫与”与“者旨于赐”二者之间的声音分析。_
       容庚先生还著有《金文续编》,是《金文编》的姊妹编,成书于1935年,收录秦汉两代铜器上的文字。所收字与《说文》相比较,可以纠正《说文》之误。如“饮”字,《说文》有一古文作“从今水”者,先生发现,汉代铜器上该字多简化为“从欠从水”作“ ”,与作为涎的初文形同。揭示了汉代用字的一些实际情况,对于研究文字学上的隶变很有帮助。书中还指出了汉器中的许多假借字,如假“是”为“氏”、假“羊”为“祥”、假“央”为“殃”等。后来,山西出土的玉简侯马盟书中,有“麻夷非是”之语,裘锡圭先生论证该“是”即读为“氏”,与容先生早期之研究相合。
       先生的文字学研究,是与教学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他在东莞中学任教时,就开过文字学,尔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主讲文字学课程,他的文字学论著《中国文字学形篇》、《中国文字学义篇》、《甲骨学概况》,就是根据讲义整理而成。形篇主要讲文字学的意义、沿革、关系、研究方法,对字体的特点与演变规律,论述尤详。义篇主要介绍“六书”的造字、训诂、文字改革,条理明晰。至于《甲骨学概况》,先生自言,“甲骨文字为新兴学问,同学屡以为问,草此答之。”+
       先生以研究古文字为主,对今文字也非常重视,1935年在燕京大学开设了“简笔字”课程,以《平民字典》为基础,研究汉字的简化,然后写定为《简体字典》于1936年印行。20年后,其中许多字被采纳于简化汉字方案之中。
       先生早年也曾重视语法学的研究。1929年,他在《燕京学报》第6期上,发表一篇题为《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的文章,容庚先生是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语法的先行者。另外,1935年在《考古社刊》第二期发表的《〈尚书〉中台字新解》也是运用金文辞中台字之用法,以推定该字在《尚书》中的涵义的。
 
 
       四、考古学家的容庚
 
       容庚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成就,不在于田野发掘,他只在北大时,由顾颉刚先生邀请他参加过西山碧云寺的发掘工作,二人合作写了《研究所国学门调查西山陆谟克学院发见建筑物报告》。先生所作,主要在于整理研究传世或出土的古器物资料,由是卓然成为考古学大家。
       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不久,1926年12月6日由内务部函聘先生为故宫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参与鉴定故宫博物馆的几千件铜器之后,容庚先生便着手著述。在1927年至1931年剔伪存真先后编成《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在这段时间内,先生还亲自购买收藏青铜器,在1933年2月至8月,将自藏之器编为《颂斋吉金图录》,其速度是惊人的。
       《宝蕴楼彝器图录》二册主要为将清代沈阳行宫所藏的798件铜器清理后所成。该批铜器在乾隆时已编入《西清续鉴乙编》,但真伪杂陈,可谓前修未备。先生从中精选92器,记其形制、大小、轻重、色彩,附以照片考释,读者不睹原器,也能获得较为全面的了解。
       《武英殿彝器图录》二册,是整理热河行宫所藏铜器。这批古物,清代没有编录过。先生从851件中选出100件,其中不乏精品,如《颂壶》、《鱼匜》、《鱼盘》、《乘舆金缶》等。该书的最大贡献,是重视了花纹的研究。先生在序言中说:“前代著书,重文字而忽视花纹,欲考图释者恒有无所取材之叹,故摹拓花纹与文字并列,为著录者开其端。”
       在此期间,他还写了《殷周礼乐器考略》,这是由一般的个案研究上升到综合的研究,该文为以后更深入的研究定下了框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果不其然,此后一发不可遏止,经过了8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划时代的考古学力作——《商周彝器通考》,开拓了青铜器研究的新领域。
       《商周彝器通考》分为上下两巨册,上册是文字部分,分上下编。上编为通论,凡十五章:
       (1)《源起》:说明彝器制作的源起。
       (2)《发掘和发现》:叙述汉代以来各次重要的发现。
       (3)《类别》:分食器、酒器、水器和杂器、乐器四类。
       (4)《时代》:内有各家考订时代的方法,采纳郭沫若的说法,分为四期:商期、西周前期、西周后期和春秋战国期。
       (5)《铭文》:说明商周至战国各个时代铭文的演变。
       (6)《花纹》:阐明它们的特征,加以解释。
       (7)《铸法》:考证前人著述,说明商代铜器的铸造器范。
       (8)《价值》:记录各时代古器的价值。
       (9)《去锈》:介绍去锈的各种方法。
       (10)《拓墨》:说明拓墨的技术。
       (11)《仿造》:记宋明两代的仿造。
       (12)《辨伪》:把作伪的器分为三期,并说辨伪的方法和事例。
       (13)《销毁》:列举古器遭受各次大量销毁的情况。
       (14)《收藏》:记载自宋到清各家的收藏。
       (15)《著录》:评介自宋以来关于青铜器重要书籍57种。
       下编为分论,按铜器的用途,分为食器、酒器、水杂器、乐器四大类,每器都记录其形制、花纹、铭文、著录等。文内附插图300余幅。下册全为图版,共1000余幅,材料丰富,征引有据,是一部概括性很强,涉及古铜器较为全面的著作,正如于省吾先生在《序》中称誉的:
       此书之作,分章辑述,究极原委,甄录载籍,参以己见,掸邃赜,理纷拿,辨群言之得失,成斯学之钤键,洵为空前之创作、稽古之宝典矣。
       这些研究,多是根据散集的资料结合传世文献来进行的,其间剔伪存真、爬梳分类、探赜索隐的工夫,自可想见。该书的许多结论,一一被后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先生的研究,突破了旧金石学的框框,具备了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水平。至今为止,仍是一部研究铜器学的必备之书,《商周彝器通考》是容庚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座丰碑。后来,容庚先生又指导张维持先生按照《商周彝器通考》的体系,择选其重要内容,参考了近十几年来有关研究青铜器的论著,重新编写了一部《殷周青铜器通论》,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考古专刊之一,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先生所选取的研究项目,总是那么既有开创性,又具有可持续性。
       除了这些大型项目以外,先生还作过许多专题研究。
       有关于碑刻及画像石方面的:如《秦始皇刻石考》(1935年)、《古石刻零拾》(1934年)、《汉武梁祠画像录》(1936年)。
       《秦始皇刻石考》是一篇系统研究秦始皇巡视各地所刻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的专著。
       《古石刻零拾》是辑录《诅楚文》、《泰山刻石》、《汉袁安碑》、《汉袁敞碑》、《魏苏君神道》、《素下残石》、《晋左棻墓志》,加以文字、史事考评钩稽的论著。
       《汉武梁祠画像录》则是对山东武梁祠的画像石进行文字及图像方面的全面考证。
       这些著作,奠定了容庚先生在考古学界的重要地位。
 
 
       五、  文物鉴藏家的容庚
 
       容庚先生从小耳濡目染家传的古代书画,向堂叔容祖椿学画,从二舅邓汝霖、表兄邓懋勋观赏和讨论书画,从邓尔雅学书法篆刻,在金石书画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北上求学以后,又遇上了大收藏家罗振玉、大学问家王国维、马衡等,眼界益广。担任故宫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的鉴定委员后,通过深入实践与研究,成为文物鉴赏专家是水到渠成的事。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时,他看到古物的外流,非常痛心,于是用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加上写文章得来的稿费,购买一些有价值的古物。力图以一己之力,尽力减少国宝的外流,也为自己的科学研究积累资料。1943年,更于琉璃厂张挂《颂斋鬻书约》,鬻书集资,以补搜购古物之需。他自谓“闲时挟破书游福隆寺,走厂甸海王村,不意二十年后竟收藏如此之巨”。
       容先生的收藏主要集中在青铜器、古字画和书籍上。
       1930年,山西一位大收藏家逝世,后人拟将数百件铜器整批出售,索价万余元。容先生当机立断,先付定金5000元,运回北京,邀集同道选购,半数归己。先生遂成为当时青铜器的一大藏家。所藏铜器中,先生最为得意的是晋器“栾书缶”。三晋之器,传世甚罕,该器铭文五行四十字。错金而成,极为精美。栾书为晋国的执政者,于晋成公四年(前587年)将中军(担任主将),十八年(前573年)死。先生斥3000元巨资购下。因铭文系错金不便捶拓,乃将铭文钩摹在一块端石上,请著名篆刻家金禹民先生镌刻,再拓成墨本。从此,该拓片遂与照片同时流布。先生还将自己的书房取名“晋缶庐”,请陶北溟先生写成匾额,一直挂在自己的居室里。又刻“晋缶庐”印一方,作书时钤于引首。先生将收藏的商周青铜器百余件,纂辑为《颂斋吉金图录》及《续录》,成为研究青铜器的重要成果。
       先生收藏书画也与众不同。因为他有学习书画的实践,对古书画的笔墨设色观察眼光独到,因而收获颇丰。据先生《自传》载,他收集明清以来书画,得1300卷轴、册。其最名贵者,有:
       陶斋三本之外之《华山碑》、绍兴米帖行书草书各一册,草书为清代藏家所未见;黄公望山水半幅,有恽寿平题跋;谢缙《山月亭图卷》,程南云引首,沈度书杨万里《山月亭记》;长六丈余之戴进《山水长卷》;林良《秋树鸟雀轴》;沈周《蜀道图卷》,有文彭书《蜀道难》诗;《吴门十二景诗画册》,有张寰、朱隆禧跋;文徵明《醉翁亭图记卷》,有皇甫汸跋;不以画名之陆西星《畦菜卷》;董其昌、冯起震合作之《古木竹石卷》;王鉴《仿吴镇吴山秋霁图大轴》;张穆《八骏图卷》;王鉴《仿王蒙山水卷》、《仿古山水册》;恽寿平《藕花秋雨轴》;文徵明《草书诗卷》;文彭《草书诗卷》;王宠《行书诗卷》;王世贞《行书西湖近稿诗卷》;董其昌《行书墨禅轩卷》。皆其心赏者也。……力所不能得者,则临摹之如小儿仿本,略得形似而已。……曾以一夕之力,临沈周《苕溪碧浪图卷》,顾颉刚、陈寂题长歌以张之。
       先生将自己所藏之书画选其部分编为《颂斋书画录》(共16家)。又为伏庐陈汉第所藏明清大家的书画27种编为《伏庐书画录》。两书合谱录、传记、收藏(含作品质地、尺寸、风格特征、题识)三者于一身,为编纂书画图录与著录书籍,开一范例。1950年,又撰《颂斋书画小记》,包括所见所藏,无图录。此后又继续增辑,所记皆为个人所藏,对于近世当代画家史事,留心搜集,为时贤立传。在“文革”十年动乱之中,虽身处逆境,仍增补不辍。全书凡150余万字,介绍了中国古代自唐宋元明清以来直至现代书画家八百多人。据他的女儿容璞回忆,先生无论是盛夏、严冬,他每天都是五点半起床,伏案于书房,不停地写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四人帮”一伙点名为“反动学术权威”,白天校园内张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动辄开上一两千人的批斗大会,受尽了谩骂及污辱,使他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摧残。而当时夫人被“遣送”回乡,子女们也都不敢回家探望他,他一个七十多岁的孤零零老人,每餐拎着饭篮到饭堂买八分钱菜、三两米饭,夜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窗外红卫兵在巡视,怕他经受不起这严酷的打击而自寻短见,而他竟能泰然处之,在微弱的灯光下,冷静地将这部巨著不断补充、修改和校对。1直至1972年校对完第二稿。先生生前一直未能亲睹该书出版。先生1983年逝世,直至2000年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支持下,将手稿分三巨册影印出版。捧读巨著,字里行间,透露着先生收藏古物的热忱与眼力、喜悦与艰辛。今略摘数句:
       六月暑假,邻居多避暑于北戴河。而余乃于书城中伏案疾书。熏风时来,书册作蝴蝶舞,辄闭窗拒之。忆“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之句,哑然失笑,书画录正余之销夏记也。2
       先生收藏不随大流,凭自己独特的眼光收藏那些尚不被人看重者:
       就余品评、所见弥广,人方以大家为贵,余乃取其冷僻者;人方以有名人题跋为贵,余乃取其无题跋者。
       间有估人以为伪作,而余独审其真,辄以精鉴自喜。3
       《颂斋书画小记》中也有记录鉴赏眼光提高的过程:
       余初得此册(按:指王原祁《杂拟元四家册》——引者),欣赏不已,以为此真笔端金刚杵也。及读王司农题画录(下五)液萃册吴越所见书画录(六·九一)王司农仿古巨册总跋,较此册仅易数字,彼册共十二幅,各有题跋,而此册只四幅,并无题跋。扑朔迷离,使余几不敢言画。陶祖光、谢稚柳以精鉴见称于时,犹盛言此册精绝,况浅学如余者哉。4
       有时碰到了好画,然手中拮据,只能眼看着由能出善价者拿走,先生之遇沈周《苕溪碧浪图》就是如此,《颂斋书画小记》中记云: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二日,鉴光阁送此卷来,时已黄昏,欲留观不可,云有顾主明晨须送去也。余曰,若然,可明晨来取。乃竭一夕之力,临一副本,天明就寝,尚未入梦,而估人来索,乃一笑还之。自谓生平作画之乐,未有过此者。5
       先生与估人之间的交谊,先生之爱宝如痴与睿智坚毅,跃然纸上。
       先生之收藏于朋友之间,时有物物相易的雅事。商承祚先生藏有叔龟爵一件,容先生后来也得到同铭之爵一件,思配成对,终于如愿,先生记述云:“乃向商君索让,遂以归余,其雅意足感也。”6
       于省吾先生原藏有攻敔王夫差剑,知容先生藏有越王剑一把,乃向先生索让,先生割爱让给了他。于先生得越王剑之后,高兴之极,遂命其斋为“双剑誃”。到了1937年,容先生从善斋刘体智处购得师旂鼎,于省吾先生又要求转让。容先生说:“必归余故剑,鼎乃出。”于先生爱鼎心切,又将越王剑归还容先生。学者朋友之间切磋艺术,交换藏品,相得甚乐。
       容先生之收藏决不阿私自秘,出借馈赠时有所见。
       容先生藏有王铎《草书诗卷》,纸本高八寸,长两丈三尺七寸。为王铎58岁时力作。清末探花商衍鎏先生为作长跋并题卷首。而商承祚先生藏有王宠行书长卷。二人又互换所藏,交换时,容先生在卷后作了一个短跋:
       此卷如名将临敌,骏马勒缰,得沈雄之气,锡永兄藏雅宜山人卷,如瑶琴罢挥,寒漪细流,得淡逸之趣。吾两人志趣不同,如两卷然,乃以互易,庶几高明柔克,沉潜刚克,各有会心也。一九六一年七月容庚。7
       这分明是在谈艺论道了。王雅宜长卷后为金明先生得而藏之。
       容庚先生比启功先生年长近二十岁,可谓忘年之交。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感人至深。启功先生尝将自作书画送呈容老,计有临沈周山水卷、松泉图轴及七言飞白联等,容先生皆载之于《颂斋书画小记》中。
       《颂斋书画小记》中记载了一件感人的事:
       余去年(1972)十一月至京,得见老友启元白先生,谈书甚欢,元白欲借临余所藏杨西亭摹古袖珍册,余年已七十八,欲尽散所藏书画,故允赠之。归来掂视,仿宋元明十二家之作,尤物移人,不无眷恋。今将九阅月,不能轻诺寡信,愧对吾友,因即邮寄,书此自忏。一九七三年八月容庚。
       先生重收藏,更重诚信。而启功先生也以德报德,在临摹完以后,仍践诺璧还。并附书札一通:
       借画只图留稿,何期解赠征骖。珍重明珠十二,拈来回向庄严。临习竣工仍归邺架,敬题小诗,并求印可。一九七四年冬寄呈颂斋先生函丈,后学启功。8
       这应是收藏界的一段佳话。
       容庚先生收藏了13片大片甲骨,后来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组。
       先生收藏数目最多的是金石书籍,因而颜其室曰“五千卷金石书室”,后来不断增加,实际册数当不止此数。其中如明嘉靖全刊宋刻《宣和博古图》30巨册,清光绪十四年日本铜板《西清古鉴》24册,均为海内珍本。所收丛帖众多,他利用这批资料,并搜集海内各处藏本,历时30年,编成了《丛帖目》(后有专章论及)。
       容庚先生的收藏不是为了敛财升值,而是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不外流,为了研究,为了供国人观赏。到了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了,就考虑将这些收藏捐献给国家了。
       1936年,先生将自藏书画16家付印,成《颂斋书画录》,后又编印《二王墨影》、《伏庐书画录》。最后集其大成,将所藏所见之书画,编成《颂斋书画小记》三巨册。他对每个书画家的生平以及书画的内容、尺寸、装潢、题跋、图章、历来收藏者、鉴定者、艺术价值都作了记录和考证,洋洋一百五十余万字。
       先生认为文物乃国家之公器,他从新中国成立不久起,就开始捐赠所藏了。
       1956年,毅然把自己珍藏的古铜器150多件捐给广州市博物馆。其余留下数十件铜器赠给华南师范学院作为教学标本之用。只有一件商代的斝,器真而铭为后刻作伪,一直留在家里床底下。笔者上世纪70年代末期帮先生搬家时还看到过它。
       1979年,容老将收藏的一万多册图书捐赠给中山大学图书馆。
       1980年,容老将其所藏的书画一千多件捐献给广州市美术馆。
       容老逝世以后,其家属又将先生收藏的一批书画捐赠给了省立中山图书馆。
       容老捐赠的文物书画,有的成了博物馆、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如《栾书缶》今藏国家博物馆,《剌鼎》今藏广东省博物馆,林良《秋树鸟雀图》今藏于广州博物馆。
 
 
       六、容庚先生的书学研究与书法创作
 
       容庚先生从小就接受了书法的教育和训练,在古文字学研究之余,对书学的研究与书法创作实践也下了不少的工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先生的《金文编》,首先是一部古文字学的工具书。从书法学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部研究、考订古代书法资料的巨著。对于古代碑刻书法资料整理,如《隶辨》整理隶书,《增订碑别字》之于楷书,都从形体上归类考订,给学习书法临摹古代碑刻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商周金文书法资料,由于时代久远,锈蚀、捶拓,每有驳损,给辨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一些不谙古文字的人,如果要临习金文拓片,多弄不清字的本来面目,依样画葫芦,往往弄错。如果要用古文字书体创作,更多杜撰,谬误屡见。容庚先生的《金文编》,则将金文拓片中的字逐一摹出,汰去了锈花的迷惑,考释精审,字形准确,用笔沉稳,书风典雅,从书法的角度来看,《金文编》本身就是一部学习金文书法、篆刻的字帖。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毛公鼎铭文中有一个“马”字,原拓上方有一小圆形锈花,以前秦文锦利用拓本编辑金文集联时,把那个小圆圈也保留下来了。直到现在,有人在利用该书写金文对联时,仍将圆圈写上去,跟着犯错误。《金文编》收毛公鼎此字时,就将圆圈去掉了。《金文编》是对金文书法资料的一次全面的整理,自问世以来,一直是金文形体方面唯一一部价值极高的字典。9学习金文书法者,遇到字形上的疑难问题,一查《金文编》,往往能迎刃而解。
       先生对古代书法中的几种特殊书体,也作了精深的研究。
       中国古文字中,有一类笔划盘旋弯曲或在笔划首尾另饰若干弯曲线条的字,这类构型,有的是由简化的鸟形变来,有的则不辨为何种动物之形。从汉代开始,就被称为虫书或鸟虫书。对这一种书体,一直缺乏研究。1934年,容庚先生在《燕京学报》发表了《鸟书考》,首次对鸟虫书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开辟了依据实际文物研究这种书体的途径”0。随后在1935年和1938年又作了《鸟书考补正》、《鸟书三考》,1964年又总括前编,增补新例,重订为《鸟书考》。
       《飞白考》也是先生研究“飞白”书体的集大成之作。该文从书体的开创,流传及重要书家,详加稽考。自此,欲知“飞白”者,一读先生之文,几可窥全豹。后人要超越先生,也就不容易了。
       先生1933年所编之《殷虚卜辞》三册。在考证中,发现第229片及第230片为习刻甲骨,发现了商朝人学习书法的实物证据。这在书法史的研究上,是值得重书一笔的。
       先生1935年作的《秦始皇刻石考》,是一篇系统研究秦始皇巡视各地所刻《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的专著。司马迁《史记》又只载入六篇,独缺《峄山刻石》,原石传于今的只有《琅玡台》一种,《泰山刻石》仅残存数字,《之罘刻石》、《会稽刻石》又只留有仿写的了,《东观刻石》则完全失传。先生之研究分为五章:一、《刻石之原理》;二、《刻石之形状及存佚》;三、《刻辞之校释》;四、《拓本之流传》;五、《结论》。全文后附有各刻石著录表及图版18幅。对研究秦代文字,颇有参考价值。
       1934年作《古石刻零拾》,辑录了《诅楚文》、《泰山刻石》、《汉袁安碑》、《汉袁敞碑》、《魏苏君神道》、《素下残石》、《晋左棻墓志》等七种拓本,辨正文字,钩稽史事,是一篇重要的碑学研究论文。
       容庚先生一生在帖学研究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特别是在他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先生对帖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供职时,得到清人沈复粲的《鸣野山房帖目》抄本。该书收录丛帖78种,先生以为虽然讹误甚多,但为首创。于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以改订增补,编成了《鸣野山房帖目校补》一卷。1941年,先生移居上斜街东莞会馆。那里与琉璃厂较近,得以时时游观选购古籍,5年间收编丛帖共达帖目159种。先生1946年南归广东。在50年代初北游旧地,又购得帖目100多种。此时自家所藏已达220余种。这是超过了任何一家公私收藏的。然后还陆续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图书馆、博物馆搜寻到自藏所无者,加起来共达310余种。数十年穷尽式的苦苦搜寻,广泛地占有了历代所刻丛帖。然后将它们分为历代、断代、个人、杂项、附录五大类。每帖除录列子目、序跋之外,还附上摹刻者小传及各家评鉴。在备引张伯英《法帖提要》之说以后,也补以己见。该书至1964年写成定稿,名曰《丛帖目》,前后历时30年。资料之宏富,考证之精审,编次之明细,是帖目研究史上的高峰。先生的成就,既是空前的,也恐怕是绝后的了。因为历经多次文化劫难,今后的研究者再也掌握不到先生那么多的资料了。
       容庚先生对于一些重要的帖刻,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1952年作《淳化阁法帖》考。对这本称为“法帖之祖”的丛帖,参据有正书局《阁帖》影印本及潘氏五石山房本、顾氏玉泓馆本、肃府遵训阁本,详细校勘,并参考诸评说,写成是篇,分为《法帖之兴起》、《阁帖之摹泐》、《各帖之真伪》、《各帖之谬误》、《阁帖之翻刻》等五章。以考据之法,对《阁帖》的问题进行彻底的论析,全文五万余字,成为研究古帖的典范之作。
       至于先生的书法创作,举凡篆、隶、楷、行、草,都曾下过大的工夫。特别是金文,通过遍摹金文拓片,深获三代金文书法之精髓。从书法的复原性传承而言,先生应是当代最主要的金文书法大家。因另有专文论先生书法,在此不做重点论述。
 
 
       七、余论
 
       除了上述成就之外,容庚先生的学术建树是多方面的。他早年其实很喜欢文学及民俗乡邦文献的考证工作。
       1925年,容先生参加过北京大学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活动,写过《碧霞元君庙考》,同年1月至10月,先生校阅《红楼梦》,就《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与胡适、俞平伯商榷,撰成《〈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1950年,先生撰成《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这一长达三万字的长文。学术界认为这是一篇以考据之法撰写的文学评论。“比较二书的异同优劣,先生遍引各家评述,加以比较,材料丰赡,立论公允”,甚受学林重视。-先生还与詹安泰、吴重翰先生合作编撰了《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先生主撰第三、第七、第十章。第三章为《文字的创造与殷周散文》。共五节:一、文字的创造与甲骨文的发现;二、从卜辞上所见看殷代的阶级生活;三、卜辞和周易的文学;四、《尚书》中的殷周文告;五、西周的铜器铭文。第七章为《秦代的文学》,分秦的社会背景及文学、秦始皇刻石文两节。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古文字材料,编入高校文学史教材,乃先生之首创。
       先生于考据金石时,旁及于载籍诗文,每有妙论。如《古石刻零拾》中之《晋左棻墓志》,本来内容很简单,仅书卒葬年月及亲属之名。容先生的研究,除释文以外,还考证志石之出土,联系《晋书》左棻小传、卒时之政变、棻之年岁、棻之亲属并述及左棻之兄左思之传略事迹,称左思之“子女及妻,本传皆不载,而二女纨素、惠芳已字,则见于思之《娇女诗》,刻画二女娇纵之状,视杜甫北征归来时,痴女狼藉画眉、挽须问字,风趣过之。今读此志而忆诵此诗,如二女活跃纸上”。正如张荫麟教授所说:“信乎希白之意趣,有超乎古器物之外者也。”=
       先生很重视乡邦文献,书画之外,藏有明版《白玉蟾集》、《武溪集》、《菊坡集》,清康熙版《爝火录》以及《遍行堂集》、《翁山诗外》、晚成堂本《独漉集》,皆为较珍贵版本。先生研究广东文史时,经常翻阅粤人总集《广东文献》、《广东文选》、《国朝诗人征略》、《广东文征作者考》诸书。先生亲自搜集研究整理明遗民岭南张穆的《铁桥集》,又特意撰写了《张穆传》一文,对张穆生平及书画艺术作出全面评价。
       笔者有幸忝列容庚先生门墙,于1978年至1981年当古文字学研究生。见先生其人,深感其人格之伟大;读其书,深感其学问之渊博,治学之严谨。要全面准确地概括先生的一生,确非不才所能。写此文时,尽管参考了许多前辈师友的文章,仍不免挂一漏万,深感惶悚。先生1983年仙逝时,我写了一组挽诗,现特录出,以寄对先师的深深怀念:
       骏马驰驱九十年,南疆粤海北幽燕。
       雄风一代窥今古,遽尔归山我泫然。
       四度文编翰墨香,武英宝蕴亦煌煌。
       商周彝器通考出,铜器从兹网目张。
       重重乱刧未眉摧,壮句而今有口碑。
       竹密何妨流水过,山高犹有白云飞。
       八六高龄乐育才,殷殷传语寄情怀。
       墙头正字应犹在,记得先生数度来。
       梓匠轮舆劝勉多,硃批手泽见良谟。
       锲而不舍铭心骨,追骥常凌学海波。
 
二零零六年二月于暨南大学
 
       注释:
       见民国《东莞县志》卷七十三《人物略》二十。
       见《颂斋自订年谱》,《容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陈永正:《容庚先生在岭南文献研究上的贡献》,见《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见《考古学社之成立及愿望》,《考古学社社刊》第1期,1934年。
       顾潮:《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昆仲的交谊》,见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周振光:《容庚教授在燕大二三事》,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
       转引自张振林《希白师治学道路初探》,见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胡厚宣:《深切怀念容希白先生》,《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马国权:《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于省吾:《商周彝器通考·序》,1941年。
       罗振玉:《金文编·序》,中华书局,1985年7月版。
       《金文编·邓尔雅序》(第一版),1925年贻安堂印行。
       曾宪通整理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3年1月。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
       容庚:《清代吉金书籍述评》(下),《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
       周法高:《金文诂林附录》,第2840页。
       《容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78页。
       《岭南学报》第七卷第2期,1947年。
       容璞:《〈頌齋書畫小記〉後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自序(一)》,1936年7月。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自序(二)》,1948年11月。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第381頁,王原祁條。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第49頁,沈周條。
       黃光武:《交流学术 保护文物——记容庚先生收藏青铜器》,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125页。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第186頁,王鐸條。
       容庚:《頌齋書畫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第391頁,楊晉條。
       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3年1月,第364页。
       李學勤:《曹錦炎〈鳥蟲書通考〉序》,上海书画書畫社,1999年6月。
       马国权:《容庚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胡厚宣:《深切怀念容希白先生》,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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