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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飞燕》

关于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

       我不是一个题材论者,从不认为哪种题材的诗歌有先天的优越性,但我更不是一个出身论者,以出身划分等级,确定优劣。我提出的诗歌的“草根性”,经常会被人误解为“草根诗歌”或“底层写作”,我只能说,两者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并不等同,比如说杜甫的诗歌有“草根性”,但杜甫显然不是“草根诗人”。何况,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中国现代化一开始本身就是一个“被”的时代,我最早的初衷,其实是针对这种“被”的状况,希望和期盼一种主动的主体性的创造,所以,我将“草根性”定义为自然、自发、自由、自觉的创造。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打工诗人或者说底层诗人的创造。而且他们的创造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创造,说明着从最底层最边缘开始,大规模的创造性的时代正在到来。模仿向自主转变的开始,必然是“草根化”;“西化”退潮,“中国化”也就到来。在这样的时代,是可能出现一个诗歌的高潮的,而打工诗人中间肯定会涌现出许多的优秀诗人甚至杰出诗人。我甚至说过出身不明的李白在唐代就是一个“草根诗人”(可百度参见我相关分析)。
       从这个意义上,我一直关注着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包括这次由中山市超人电器有限公司联合东莞市行吟诗社、中山市诗歌学会共同发起的 “良知·信仰·鼓舞2009——‘握手农民工’大型诗歌公益活动”,其宗旨是“以诗歌的名义、以诗歌的良知与精神信仰重新激发广大农民工兄弟的信心与热情,为在经济危机遭遇创伤的广大农民工朋友送上一个心灵上的春天”。确实,诗歌在中国古代就有“诗教”的传统,类似于“宗教”,可以安慰人心。但这样的工作,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了解农民工、与其感同身受的打工诗人,也许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写出农民工的心声,从而起到慰籍他们身心的作用。
       那么。打工诗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接触过一些,最早的有郑小琼、刘大程、柳冬妩、张绍民、谢湘南、李晃、许强等。我觉得,他们其实很类似知青作家。
       先看看他们的成长经历吧:因为打工,他们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基本都来自农村,外省,湖南、湖北、安徽、四川、江西、河南等地,高中毕业,由于家庭贫困,来到珠江三角洲打工。不少人甚至在“血汗工厂”呆过,有的还被机器切断手指,或身体其他部位受伤。由于从小喜欢文学,他们就一直写着,渐渐地在一大群打工者中显得突出起来,就被所在工厂或企业挑出来编内部刊物,或进入乡镇文化站文化馆。这样,就获得了某种学习及有空闲创作的机会。由于诗歌似乎最适合直接表达感受和感觉,且短小,相对不花费时间,就主要写诗歌。而这样的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有一大批,再加上打工者中的其他诗歌爱好者,就逐渐形成某种群体。自己编民间诗报刊。其中的佼佼者,逐渐能在一些全国性报刊中发表作品,于是备受鼓舞,热情和激情愈发高涨。有些甚至逐渐小有名气。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辛,除了极个别的,大部分生存仍限于满足温饱。但压力也构成创作动力。创作量居然还不少。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生活,使他们始终保持在时代和生活的第一现场,始终有一种敏感。如同是“打工诗人”的青年评论家柳冬妩就说:这样的诗歌类似一种“精神地震仪”,记录和显现着来自底层内心深处的本能的原始的震动,记录着时代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肉体与心灵上刻下的伤痕与烙印。北京大学教授刘东则称:诗歌原本就是最原始、最直接和最大众的艺术形式。所以,有大苦闷大伤痛者都会很自然很顺便地拣起这种自由发泄的艺术形式……。珠江三角洲,一度也是中国现代化最迅速同时也是变迁剧烈、情况纷纭复杂混乱的集中地,所以,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最初产生于这里,毫不奇怪,反过来也说明诗歌对时代细微变化反应的灵敏度。
       这样看来,理解打工诗人其实并不难,我个人觉得,他们和“文革”后闯出来的知青作家非常相似。知青作家由于早年受过一定教育,具备一定文学素养,后来又被抛入社会最底层得以体验真实生存状况,获得大量经验感受,于是在思想解放之初,获得契机,迅速在文学上崛起。不少知青作家在成名前,也是因有一定写作能力,进了乡镇市县的宣传队、文化馆之类,写黑板报,或编文工团宣传队剧本,甚至被送去读“工农兵大学”,获得了创作练习机会。这和如今的“打工诗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不少知青作家在“火”了一下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只有不多的几个能够一直前行,成了后来文坛大家。那么,“打工诗人”以后会怎么呢?我相信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淘洗,也必定会有一些人甚至一批人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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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6-02-19 10:12:03  【打印此页】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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