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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文艺》

出不了伟大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缺什么?

      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现代以来至今,中国作家在融入世界文学主流和结合本国文学传统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心目中对伟大文学的看法。一直以来,总有人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这个被称之为“伟大”的时代里,却总是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家,出现不了我们时代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不了新的曹雪芹、鲁迅或者胡适式的大家?诚然,我们拥有不少优秀的富于才华的作家,有的作品也已呈现出若干大手笔气象,可是,与我们心目中“伟大”的目标相较,距离还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从整体状态看,毋宁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危机。今天,不管怎么说,文学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可说享有了相对充分的自主权。何以还是产生不出多少公认的大作家大作品呢,根源究竟何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到底缺少些什么呢?    
 
      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  
 
      我不断遇到有人向我提问:长篇小说既然以每年千部左右的数量面世,那么自90年代以来至今快接近万部的小说里,究竟有多少部能经得起长久的阅读?有哪些书你本人是在情不自禁地看第二遍,第三遍?对此,我常常陷入举证难的尴尬。    
      在此,我想特别指出,“书本”或“作品”的定义似已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也已严重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原先的“书”是神圣的,要代代相传,作者需要十年磨一剑之功力,力求打造出货真价实的东西。然而,现在的书,更换率和淘汰率急剧加快,往往变成了一次性的、快餐性的物品――由于成了商品,消费性和实用性就占了上风。大凡商品,都有一个突出特性,那就是喜新厌旧,追逐时髦,吸引眼球,用完即扔,于是文学也就不能不在媚俗、悬疑、惊悚,剌激、逗乐、好看上大做功夫,这样,也就不可能不以牺牲其深度为代价。 
      我发现,创作上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得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一个作家如果在市场上没有一定数量的产品频频问世,就可能很快被遗忘,于是焦虑感压迫着作家,不少人只有拼命地写,对作家自身资源的耗损极大。另一个大矛盾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这一矛盾更加要命。一个作家如果10年、20年才写一部小说,就跟不上这时代的文化商品的节奏。现在很多作家身陷于两大矛盾之中,精神焦虑,甚至虚脱。不少作家的“库存”因为透支而被掏空了,耗尽了,不但生活积累,语言积累,连知识积累也越来越贫乏。没有时间充电、读书,也没有时间沉到生活深处,甚至都没有时间好好地“生活”,于是只能变着法儿闭门造车,抓住一点东西就尽力注水,膨化,稀释,书一出来又希求叫好,以支撑门面。    
      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与之相联系的,有一个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市场是通过读者起调解作用的。最值得肯定的态度还是把读者当对手――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你得千方百计地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征服对手,你要提供出使你的对手意想不到的更多新东西,你会因对手的矜持而激起真正的创作欲望和独创能力。这才是最大程度的尊重读者,也最有益于大作品的产生。可惜的是,今天逢迎读者和消解读者的写作现象比较普遍,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写作。而具有“深度”、“本质”和原创性的征服性写作比较罕见,这导致了创新精神的失落。 
            
      急需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中国小说精神缺钙的现象却也在日益普遍化和严重化。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部分人群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道德失范,铜臭泛滥,以致人文精神滑坡,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消费、烦、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空气之下(当然不是全部),中国当下文学的营养不良,底气不足,资源不丰,传统不厚,思想不深刻,精神价值的难以整合和确立,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我认为,就现在的文学本身而言,其“最缺少”其次表现在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今天的不少作品,如新乡土写作,官场文学以及工业改制小说等等,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    
      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并非如有人浅薄的理解,以为是指当下政治性的“导向”,或表彰好人好事之类。它要广阔得多。它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其实,即使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也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比如《红楼梦》,它绝望,悲悼,甚至虚无,但它的内里却始终燃烧着美丽人性和青春浪漫的巨大光焰,从来就云空未必空。而在我们这里,不少作家把负面的国民性(奴性,麻木,欺骗,虚伪等)当作了唯一的深刻和深度。这只能说明精神资源的薄弱。事实上,文学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和缺乏说服力,正是社会、文化、哲学领域正面精神价值匮乏和缺乏说服力的反映。   
 
      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对生活的整体性把握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如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70”后的欲望叙事以及为赚取市场卖点的商业化写作等。这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的是人的灵魂问题,有人心的深刻忏悔,有法律的审判、道德的审判和灵魂的审判。    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当然有的写得很好,比如池莉的《来来往往》、《生活秀》等写出了人的生存状态,但是我们很难从里面看出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缺少一种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现在的流行是越脏、越丑越叫座,反而说深刻啊深刻。其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的。这里还是有个“度”和分寸感的问题,这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不是说生活中的灰暗,污浊不可以写,而是说,有的作家作品只有写灰暗污浊腐败的能力,没有审视,思辨,取舍,提升以及使正确的审察植入作品血脉之中的精神力。 
      
      提升宝贵的原创能力是对畸形复制能力的遏制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四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大量注水或千书一面,用几个模式可以一言道尽的,比比皆是。这已经导致了当前文学中数量与质量比的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准。这些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复制浪头”,一个时段什么故事吃香,什么题材耸人,这类作品像事前商量的一样,连袂而出,而且发行业绩出奇的好;而命意独特的深思之作,往往受到冷落。流行总是压倒独创。不少名家,渐渐形成万变不离其宗的结构“秘方”,把几种他最熟络的审美元素拿来调制一番,就能调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其实他永远在写着同一部作品。    
      一般来说,作家一生创作都有自我重复的影子,即使有的大作家,自我“重复”的特征也很明显。可是,问题不在重复,而在于精神探寻的递进性,由递进而展示思想和心理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原创性,杰出作家往往以其思想魄力能实现这种跨越,而许多作家的精神探寻则缺乏这种“精神的递进性”,故其创作不是高层次的原创,形而下的批判远远大于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的结果。    
      我谈了四个“最缺少”,使用“最”字,无非是突出其严重性,紧迫性,以引起注意,引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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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6-02-19 09:35:52  【打印此页】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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