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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文艺》

文学需要重新发现

       一、文学:需要重新发现
 
       有人问,对于2012的文学来说,究竟是热闹还是复兴?我说既非热闹也非复兴,而是发现——重新发现。此言怎讲?诚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就一再被边缘化。纯文学期刊和纯文学书籍的发行量和受众数,不但上不去,反而降下来,其空间和平台也一再受限。与之相对应,是大众消费文化的高涨,影像热,类型热、微博热等等此起彼伏,热得发烫。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现在是全民娱乐时代,多媒体时代,读图时代,浅阅读时代,一句话,“去精英化”的时代,肯坐下来静心读文学的人自然不会太多。于是从总趋势上看,快感阅读在取代心灵阅读,实用阅读压倒审美阅读。有人说,这才是文学应有的本来位置,今天终于回归本位了,文学就该老老实实安于本份。这叫“本来位置论”。
 
       本应如此就对吗?文学就该处在这样的“本来位置”吗?我表示怀疑。对于具有深厚、博大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这是否有点“谦虚过度”;对于作为文学艺术母题、母本,元文本的文学而言,是否“严于律已”得过了头?正当此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了,给了国人一个大惊喜,大震憾,带来一股强有力的自信和振奋。这是百年渴望的实现,世界性的给力。这个奖是奖给莫言个人的,是对他的艺术独创性的褒奖,但不能说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以及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没有关系。也许这是汉语语种即将大规模进入国际主流文化圈的一个征兆或信号。所有用汉语说话,用汉语写作的人,都为这个变化高兴。当年许海峰在奥运会上得了第一块金牌,固然可嘉,那是中国人肢体技能上的第一次胜利,莫言获诺奖就不一样了,却是中国人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莫言的获奖,让世人重新认识和掂量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宝贵价值。
 
       是的,现在确乎存在“消费莫言”并试图将莫言娱乐化、明星化的浮躁倾向。莫言家后院的萝卜被人拔光,拿回去熬汤全家喝,希望沾点文曲星的惠泽;莫言的名字被注册为商标,什么“莫言醉”,“莫言洗脚城”,“莫言大酒楼”等等,但终究是一时的闹剧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莫言的书在大书店以前一月只售出一二本,获奖后一夜爆棚,抢售一空,供不应求。不少读者看了作品,惊呼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天马行空,充满奇思怪想的书,这么具有批判锋芒的书,以前怎么不知道呢。由此扩展开来,人们又发现了还有一批与莫言水平相近的一线作家,他们短期内虽不可能得诺奖了,但他们的作品也大有看头。这,就是重新发现文学。令人慨叹的是,这种发现似乎首先还是以外国人为触媒。
 
       现在影视业甚为发达。观众看了影视《白鹿原》《温故1942》《搜索》《万箭穿心》《少年派奇幻漂流》《断背山》以后,产生了找原著一看的冲动。《白鹿原》电影虽不太成功,但还是逗引得观众四处找书,出版社赶忙加印,20万册居然一售而空。重要的是,看了书的观众——读者中又有人惊呼,书比电影有嚼头,读一本好作品的收获比看十部电影还要大呢。这,又是一种重新发现。不过是来自外力,因影视而触发。
 
       由此使我想到,虽然文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不会因莫言的获奖而自行消失,但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的整体估价,是否有些偏低?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闪闪珠宝,丰富库存,是否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普及?它是否应该被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认知?另一方面,正如有人指出的,审美方式正在起变化,文学与影像的“共同阅读”已成为人类接收信息或进行娱乐的重要方式。过去文学清高,瞧不起影视,认为改编没有不失败的,好文学具有“不可改编性”;现在不得不放下身段,进入共存共荣时代。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性正在加强,电影从过去拄着文学的拐杖单行,到电影的热映反过来引发人们对文学的关注,进而影响文学的销路、样式和美学风貌。不过,也得警惕,文学不要为此被商业性元素牵着鼻子走,丧失了本元。总之,莫言热也好、影像热也好,并不就等于文学热,但近来阅读的回潮或回暖现象却值得重视,它或将成为重新发现文学的重要契机,甚至机遇。
 
       二、文化滋养文学,文学介入文化建构
 
       从重新发现文学的角度来看,整个新世纪以来的文学都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但这里,我们就2012年度的小说创作为观察对象,不难发现其实它仍然延续着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势头,无所谓大年还是小年,许多小说生动描绘了大转型时代广阔的生活画面,传达出对人的生活状态与存在价值的思考,广大作家关注转型时代从“底层”到“官场”的生活场景和人的丰富多彩的命运戏剧,有些作品能进入到对生存和生命意义思索的层面。相当多的作家文化意识有所增强,笔触深入到不被人注意的领域。
 
       最基本的一点,仍然是要问:对人的认识,对人性的挖掘,对民族精神的表现如何。过去的文学对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表现不够,现今作家力图注意多方探索,很多新领域打开了、丰富了、深化了,特别是面临日常化的和平年代,日常化的生活与日常化的人生该怎么写,成为新课题。不少作品敢于直面灵魂,思考生命,并由此进入了较有深度的文化反思。
 
       李佩甫的《生命册》仍沿着他在《羊的门》以来的“植物学”的思路,注意人化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地域风格之间更为深刻的内在关联,仍将背景置放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冲突下,书写“背负着土地”的乡土知识分子及其众多角色在大转型中的心灵痛史,但辐射面要大得多,逼进了时代和人性的真实。周大新的《安魂》有作者对儿子无比深情的爱与记忆,也有对自我的无情的解剖甚至痛恨,并引出古今哲人的思想与精神。这是周大新在为儿子安魂的同时为自己安魂,也为天下失去孩子的父母安魂,更重要的是,他在为这个时代安魂。鲁敏的《六人晚餐》像一个奇妙的共时性转动的摩方结构,六个篇章记录了两个单亲家庭的爱与艰难,六个人物相互间的依存与伤害,吸引与生离死别,呈现出底层生活的真实情状。作品擅长表现底层人如何在无奈的生活中突围而出。不大为人所知的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以亡灵叙述的魔幻手法,对封建的节烈与假革命之名义的节烈对于乡土女性的荼毒,对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性的伤害,以及对属于中国经验的、渗透到民间底层的政治文化形态的反思,有独特而罕见的揭示。有人指出,这部书剖析人性,解读苦难,拷问灵魂,是呼唤民族记忆的大叙事。对女性主义的研究者来说,也许是难得的文本。
 
       文化意识的强化,文化视界的扩展与深化,甚至深入到多年无人问津的角落,也是这一年的一个重要特点。都市文学向来薄弱,但不约而同,忽然出现了金宇澄的《繁花》,孙颙的《漂移者〉,陈丹燕的〈和平饭店》,皆涉笔海派文化的纵深,展现都市文明的杂色,探究历史风云的沧桑,使人为之目夺神摇。《繁花》是向上海这座伟大城市的致敬,其主要兴趣虽取自被一般意义忽视的边角材料——纷纭生活世相世情的琐碎的描摹,而事实上,作品在探究这座城市的灵魂奥秘。沪语方言竟丝毫未影响北方读者领略它的沪味。作者并无宏大叙事的雄心,倒有一种张爱玲式的世俗兴趣和苍凉心境。《漂移者》有绝对新颖的视角,不是写国人闯世界,反过来写一美国犹大青年闯上海,展现了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美国青年马克冒险、奋斗、挫折的人生“漂移”,语言幽默,多有调侃;《和平饭店》是以非虚构的方式来描写和勾勒上海的地标和平饭店。它没有完全贯穿始终的人物,主角怕就是这幢历经风雨而生机不减的建筑。
 
       冉正万的《银鱼来》写的不是中原文化,而是远离文化中心的云贵高原,也不再是重复“百年史,民间视角,家族斗争”的惯常模式,它通过一个百岁老人的视角,提供和还原了一种更为陌生而真实的、充满苦难与坚韧的文化图景,丰富与扩大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是关于西藏近代史的一部力作。叶广芩的〈状无媒〉堪称深度挖掘京味文化之作。杜光辉的《大车帮》让我们领略了一种久违的大西北特有的光芒——来自历史和民间的、带着草莽气息的、苍劲而粗旷的人性光芒。
 
       对于面对现实矛盾,直面民生疾苦和生存困境的写作而言,现在仍是官场小说独大,当然其中不乏深度之作,但如何不限于官场文化,走向更为广大的民生,却也是个问题。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无疑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含泪悲喜剧,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人民性。一个民间女子,一桩离婚案,阴差阳错,闹到从县到市到中央,震落了诸多官员,于是围追堵裁,人仰马翻,不亦乐乎,但这并非夸张,而是有现实性依据的。作品在处理一句话的纠结上,似有符号化和寓言化倾向。钟平的生态小说〈天地之间〉,吕铮的法制小说《赎罪无门》,没有停留在把生活“问题化”,而能把“问题”生活化,值得注意。但就现实感而言,可明显感到,比起丰富复杂,飞速多变的广阔现实来,我们的创作仍显得薄弱。
 
       三、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性反思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2012年的中短篇小说时,发现它们与长篇创作的精神走向并无多大区别,不过,由于中短篇体量的相对限制,它们也许更为集中地表现了人性反思的主题,有的达到了很深的程度。这里只选择我感受较深的几部谈点看法。
 
       格非的《隐身衣》是一部信息密集的中篇小说,也是构思和意象十分独特的作品,音乐与人生,知识分子与当代生活、精神与物质、存在与死亡,玄疑与现实,都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饱满呈现。“我”是一个做胆机生意的人,沉溺在音乐世界中,与我一样的发烧友们构成一个纯净的乌托邦,但是在现代文明的强大胁迫下,这个世界遭受着外力的攻击。相比之下,现实世界则是亲人猜疑,朋友反目,夫妻离弃,这就不能不对人性的进行反思,也许,世上美好的事物都是一层薄冰,一碰就碎,人性亦如此,唯有身着隐身衣,变成让人视而不见的人,才是人性自全之道。小说的每一节都用乐曲或胆机的名字来命名,整部作品就像是一部当代社会驳杂繁乱的交响乐,但作者的精神追求,形而上的精神高度,却只有思而得之。
 
       尤凤伟的《岁月有痕》完全降回到人间世,一切是实在的,它对历史恩怨中的人性,挖掘甚深。一个垂暮之人姜承先在某个清晨遭遇了曾经对自己一生构成了深重伤害的人,即使岁月流逝,他的伤痛和憎恨仍无法平息;他拒绝对方想跨进自己的家门解释点什么的意图,他不接受任何“道歉”。然而,未曾想到,对方因吃了闭门羹而突发脑溢血,于是一系列煎熬开始了。虽然伤害发生在那个红色的疯狂年代,但意外的重逢却又让人性、亲情、友情经受新一轮的匪夷所思的考验。
 
       我还想提到海外作家陈谦,她近来非常活跃,她在作品中往往对“文革”历史采取了别样的叙述视角,并对女性的心灵进行深入探究。这一特点《特蕾莎的流氓犯》中已有崭露,而2012发表的《繁枝》就更为彻底。《繁枝》的主人公立蕙因为特殊的身世一直避讳自己的血缘关系,但血浓于水,记忆的池塘里总会不时地窜出水柱,它们带着亲情、隐痛和伤害,一起来到面前,就像孩子画的家庭树,枝叶繁茂,命运是它们的根。陈谦总是在追问:“我从哪里来?要回哪里去?人何以如此?”这是一个当代女性的天问,它无疑在惊醒我们许多人。
 
       近来中短篇小说敏于表现高科技和新媒体语境下人的思想情感的微妙变化,似乎是一个新的趋向。范小青的《短信飞吧》,赵剑云的《借你的耳朵用一用》,裘山山的《意外伤害》等都有此特色。仅以后者而论,镜头由历史拉到当下,沈庆国作为一个政府官员,能够自律,坚守人格,然因此一直未得提升,收到一次意外的婚礼邀请,遇到曾经心动的女同学,又意外地救起了自杀的人,这似乎应该是个英雄,荒诞的是,非但没能成为英雄,还因为一起照片上的女同学而遭到网络人肉搜索,他受到这意外的伤害后,无力澄清,只能选择继续平庸。
 
       总之,2012年以来,伴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趋势,文学格局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亮点,传统文学也在不断地拓展边界,大量新问题值得我们思索。比如自觉或不自觉的新的焦虑点,那就是围绕对人及其处境的新思索,关注精神生态,关注文学如何穿越欲望话语的时尚,着力从家族、历史,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的探究与考察,力图寻求民族灵魂的新的生长点。
 
       我希望广大读者能带着更为广阔的眼光,更为超脱的理念,更为自由的心灵,来欣赏这一批中短篇小说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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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6-02-18 17:50:30  【打印此页】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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