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东莞文学艺术网!
11111
沙龙实录

邱华栋:非虚构文学和东莞写作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在这个温暖平和、阳光明媚、绿树成荫、鲜花丛丛的岭南隆冬季节,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来了从北京专程赶来东莞,为我们东莞文学界送来一堂温暖如春的文学讲座的《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邱华栋先生。
       关于邱老师的文学成就,我想大家都已经提前知道了,我觉得在东莞这样一个书写传奇的城市,倾听邱老师关于非虚构文学和东莞写作的畅谈,是我们每一个东莞写作者的荣幸。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东莞市文联刘锦明主席今天专程来到我们的沙龙现场。
下面,让大家领略一下来自中国中心地区北京首都的中国文学的声音,谢谢!
 
        邱华栋:大家好,我看了今天参会人员的介绍,大家都是在写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东莞作家,我觉得这样很好,比较好交流,也会有实际效果。大家写作上具体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都可以交流,甚至我在讲述的过程,有不同的观点,在等一下的互动环节中,我们都可以提出来,相互交流和切磋。
       今天我讲的主题是“非虚构文学和东莞写作”,这个题目非常好,最近几年,非虚构文学是《人民文学》杂志隆重推出的一个栏目,也是在当代汉语写作中,很有可能会呈现出的一种良好风貌的文体。我先谈一下关于“非虚构文学和东莞写作”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再一起交流。
       第一,我先说一下什么叫做“非虚构”?要从美国说起了。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清教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是比较保守的,到了1960年代,当时的很多美国人就脱离1950年那种保守、僵硬、反共产主义体制的状态,美国社会突然开放了,一下子涌现出了很多的文学流派,比如犹太人文学、黑人文学、妇女文学、同性恋文学、反越战文学等等,美国社会也出现很多新的阶层,比如说嬉皮士、吸毒者等等,社会面貌一下子变化了,社会的大变革给作家提供了大量的写作资源,与此同时,“非虚构写作”突然之间爆发了。
       “非虚构”这个词语在汉语里面是两个字词构成,一个是“非”字,一个是“虚构”。在英文里面,我们去过国外都知道,外国的书店里面,关于文学类的,我们会看到两种书,一种虚构、一种非虚构。非虚构作品的书架上摆放着传记、日记、游记、调查报告,以及一些难以归类的东西,非虚构写作在西方文学里非常广泛。非虚构写作和非虚构文学写作,这之间有一些不同,比如,非虚构写作的作品有一部分不完全是非虚构文学的写作,非虚构写作包含了非虚构文学写作。因为非虚构文学写作,要求有很强的文学性和文学技巧。
       1960年代,美国有一批杰出作家,他们每人都写了几部非虚构文学的代表作,于是,美国大学里研究这种文学现象的教授,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非虚构文学作品”。比如,有一个作家叫杜鲁门·卡波蒂,他是一个同性恋作家,他的书在我们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我受到他的影响很大,他有一个中篇小说,是写一个从美国中西部城市来到纽约这样一个大城市生活的姑娘,寻找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但这个杜鲁门·卡波蒂的非虚构文学代表作是《冷血》,我手里大概有3、4个译本,译本的名字都不一样,分别叫做《残杀》、《蓄谋》、《冷血》,这个作品写的是美国中部的肯塔基州,有一个家庭全家被流窜的凶手杀害了,它是一篇20多万字的长篇作品,我的印象深刻。这个作品一开始似乎是这样写的:在美国中部一个平原,当风吹过来的时候,齐腰深的草慢慢的倒伏下去,这个时候,有个房子就象岛屿一样地从草地中间浮现出来,那是约翰家,有一天,有一个人路过这个地方,进入这个房子,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前面一大段都是景色描写,大概有500个字,到550字的时候,他一下子告诉你,这一家的主人被杀害了。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但是杜鲁门·卡波蒂通过《残杀》这一部书,把美国社会中某种本质给提炼、概括了出来,这也是我会谈到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应该有哪些可能性,比如中国社会就非常复杂,有很多社会案件,都可以拿来作为写作的素材。
       杜鲁门·卡波蒂为了写这本书,一共采访了6年多的时间,一直等到杀人的罪犯被处以绞刑才把这本书出版。所以说有的时候,写一部作品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前年有一部电影叫《杜鲁门·卡波蒂》,这个电影详细记录了杜鲁门·卡波蒂写《冷血》的整个过程,以及他的生活习性。杜鲁门·卡波蒂非常喜欢酗酒,喜欢跟名流打交道,喜欢跟纽约的时尚阶层来往,他跟玛丽莲·梦露的关系也是不错,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是写跟玛丽莲·梦露一个对话,写得非常漂亮,所以,《冷血》这部作品从1960年代出版到现在,还是非虚构文学写作中的一个经典作品。
       我上个星期在哈尔滨,他们办了一个写作班,邀请我去讲课,大概有29个学员,我跟他们一起聊天,我重点谈艾丽丝·门罗的一部短篇小说《多维的世界》的构思,她是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一个82岁的老太太。这部小说,实际上是讲一个暴力事件,它的背景是夫妻吵架,老婆跑到邻居家里避难,结果等她早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她老公把三个孩子都杀掉了。小说一开始,主人翁就与经常给她做心理分析的一个人说“我应该不应该再去看他?”最开始读的时候,你不知道她去看谁?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才发现是去看望在精神病院的前夫,然后慢慢的,小说才往回看,去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叙述非常巧妙。实际上在我们生存的社会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暴力事件,一个好的作家,应该从社会和家庭事件里面提炼出人性本质的东西,提炼出这个社会里面更加微妙和更加复杂的东西,所以,爱丽丝·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回到美国1960年代,来继续看他们写非虚构文学的一批作家。有一个犹太作家叫诺曼·梅勒,他写过很多小说,一共出版了30多部长篇作品,他有好几部作品都是非虚构文学写作,而且,他的题材都非常大。比如,他有一本专门写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的非虚构作品,在座的很多朋友很少人去写中国的情报局,因为你没有机会接触材料,但是,诺曼·梅勒写了一本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书。他还写了一部非虚构,叫做《夜幕下的大军》,记录了1967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人进行的一次反越战的大示威大游行。当时,集聚了几十万人,从纽约还是从新泽西出发,直奔华盛顿首都,那些人走了几十公里夜路,所以,叫做《夜幕下的大军》,这个作品是诺曼·梅勒非虚构写作里最有名的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作家在处理非虚构题材的时候,有大有小,像杜鲁门·卡波蒂写的《冷血》这本书,这个题材就不大,就只是一个凶杀案,但是透露出社会的一些本质来。
       我在哈尔滨讲课,说到今年黑龙江的一个案子,在场的都特别吃惊:一个孕妇把护理她的一个女大学生骗到家里,让老公强奸并且杀害了她。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新闻广泛报道了。这让我非常纠结——现在的人,怎么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一个案子,1998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北京朝阳路国棉三厂的厂房正在改造,有一个女中学生路过那个地方,被一个下岗职工给强奸而且杀害了。还有一次,我开车到机场附近看我爸妈,路过一片小树林,这个小树林里有一口枯井,新闻报道说,里面有两具妓女的尸体,是被一个出租车司机杀害后扔进去的,我还去看了看那口井。我觉得,爱丽丝·门罗这个老太太肯定喜欢写这样的题材,因为这种题材的确很极端很少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像这样比较极端的、暴力的事件,能够给作家提供很多观察社会、创作非虚构文学的资源。比如,那个骗到女大学生护理员信任,把她带到家让老公强奸杀害的孕妇,是个什么心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所以,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出发的地方。
       诺曼·梅勒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两部曲,也是根据凶杀案写的,叫做《刽子手之歌》,写的是美国杀人犯加里怎么样杀害了别人,我估计大家都看过。另外,汤姆·沃尔夫的非虚构名作《名利场大火》,写的是美国上层社交界里面的事情;还有美国当代作家多克托罗,他写了《大进军》,也很不错。因此,非虚构文学写作这个文体在1960年的美国,是强有力的一种文体,也影响了世界文学的格局。
       说到这里,我想谈谈我们《人民文学》杂志设立非虚构写作栏目的原因。大概2009年的时候,当时的主编和编辑们在一起聊天,聊到刊物明年怎么办,有没有新点子等问题。主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说,在重读美国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他说,其实中国的社会资源这么丰富,跟美国1960年代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可以写的资源太多。主编作为著名的评论家,他很敏感,很有引导文学发展的眼光。作为编辑,我们在跟当代作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刻地觉得,很多作家总是呆在书房里面出不来,毫无行动能力。有一些行动能力的记者,他的文学功底又很差,一个好的社会事件,结果提炼不出来,就事论事,就成不了好的可以传世的有深度的文学作品。记者的作品没有上升到非虚构文学写作这样一个丰厚的文本,更为常见的,是非虚构新闻写作。所以,能否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推动这个文体作为一个描述广阔的中国大地发生各种各样事情的一个文体,在2009年的时候,主编提出来,可以开办这个栏目了。
       我们杂志的编辑行动能力很强,立即展开约稿。同时,主编也向作家协会申请到了一笔项目资助,来支持非虚构写作,然后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了非虚构写作的申请计划书。大家可以提出申请,那一年,我记得我们一共赞助10个人,一人1万,总共有10万块钱,包括阿乙、李娟、丁燕、梁鸿等等。我们是在有意识地推动、引导某一种文学现象的发展。
       当时,我们请了某个著名的散文家写一部非虚构作品:在广西的一个地方,有一家五个兄弟,最小的弟弟被凶手给杀了,而剩下的四兄弟万里追凶,他们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找到凶手,最后把凶手杀害了,几个兄弟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这个事情的背后,有很多微妙、复杂的信息,比如说,五个兄弟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感情的重视,而他们的小弟弟为什么被杀,可能里面有些社会原因。我们请的散文家特地飞到广西,跑到看守所去看望这个老大,但被告知还没有判刑,不能接见,他只好回去了,告诉我们说,这个题材没有办法写,因为他看不到看守所里的四兄弟,无法采访。后来,我们开会的时候,谈到这个散文家,我们都很失望,因为这个作家的文笔非常漂亮,散文写得非常好,我们觉得如果他来写这个事情,应该可以把这个题材拿下来,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行动能力不行,到广西碰一个壁,就回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觉得需要增强作家的行动能力才行。
       我记得,我们在登记非虚构文学申请表的时候,一共收到了500份申请,而这500份申请90%都是不理想的,跟我们想的非虚构文学的理念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些题材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文革’的日记,这个的确是非虚构,但是已经变成一个历史的文献。我觉得这个日记有意思,在文革的时候,记述者每天是什么心态,作为旁观者,作为被批斗者,作为批斗他人的人,来回转换角色,非常好。他在邓小平刚上台就开始写这些日记,邓小平没上台之前不敢写,写了也一直没地方出版。我说,这个‘文革’日记的确是非虚构写作,但是,这个已经是历史文献的非虚构,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活生生的、与当下生活有关的非虚构文学写作。还有一个人记述了他几十年的梦,发给我们,我们觉得这完全是虚构,不是非虚构。此外,有些记者递交了一些采访计划,题材不错,可是,我们觉得他驾驭题材的文学技巧不行,也没有通过。
       最后,我们找到几个作家,一个叫慕容雪村,这个作家想写一部关于传销的作品,于是,他混进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集团,在里面呆了23天,这期间他每天跟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每天的菜钱是3.5元,还要面对传销集团各个阶层的导师、经理对他进行轮番洗脑。比如有一个经理说,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课非常好,某某国家主席曾经非常支持我们这个活动,某某副总理也非常支持我们,这是促进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一个大项目,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参加!类似这样的演讲和洗脑,每天都上演,其实,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新来的人赶紧拿出五千块钱进入这个网络,然后,再拉一些亲戚进来。我们觉得慕容雪村这个作家有行动能力,一个作家能够亲自混进传销组织里,冒着生命危险去体验传销活动,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作品写完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作品的题目叫做《中国,少了一味药》,我问他中国到底少了什么药?他说,中国少了一味药,这种药,就是常识。作为中国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缺少很多常识,作为普通的民众,还处在一个启蒙期的阶段,很多事情不明白,传销分明是一个大黑洞,结果就有人相信。慕容雪村的稿子写得非常精彩,是一部长篇非虚构,20多万字的篇幅里面,写了他怎么样进入传销集团的过程,详细描述了集团里面栩栩如生的人物,有男有女,有高等级的,也有刚刚进来的,这些人物就像小说的人物,非常生动,慕容雪村记述他们每天怎么做菜、熬汤,以及个人的心理活动,有没有被发现他是卧底,然后被干掉等等的恐惧感。不过,慕容雪村喜欢议论,作品中有些议论并不是很靠谱,我们在发表的时候,把很多议论删除了。我们在推动非虚构写作栏目的时候,想要的其实是跟当下社会现实比较接近的作品,所以,我们把‘文革’日记这些放在一边,发表了这种跟当下的生活比较贴近的作品。
       还有一个作家叫做梁鸿,她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个年轻的女教授,她同时还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文化学者。她一直研究三农问题和文学问题,文笔很好。推动非虚构写作,我认为一定要有好的文笔,她也申请我们的资助项目,然后就回河南老家梁庄去仔细观察,写了一部作品叫《中国在梁庄》。说的是她老家的一些地方,男人都出去干活了,而村子里面出现了很多问题。梁鸿把老家梁庄作为一个具体的、进行大量分析的对象,把中国存在的一些三农问题聚焦到梁庄去书写,写梁庄的土地问题、人伦问题、农村家庭结构的新变化等等,她用非虚构文学手法来写,用了很多作为学者的思维去分析和判断。
       慕容雪村喜欢思考,他有大量的议论、分析、判断,他也喜欢引用大量的西方理论,从孟德斯鸠一直到现当代学家的观点。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多少有些浪漫和不切实。我觉得他议论的东西太多,议论的东西实际上难以实现,因为人本身有缺陷,人类构成的社会肯定永不完美,在小说家眼里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是不能想象出一个完美的世界的。
       梁鸿作品的议论就更加具体一些,她的作品发表以后,非常受欢迎,随后她一鼓作气又写了《梁庄在中国》——她跟着老爸,还有一些出梁庄去打工的亲戚,到广东、福建、山东、陕西这些河南人喜欢去打工的省份走一走,走了一年多,才写出来第二本,出书的时候更名为《出梁庄记》。梁鸿的这两本非虚构作品获得了很多我们组织的文学奖,名声比较大。
       另外,我们杂志去年还发表了大连作家孙惠芬的长篇非虚构《生死十日谈》,孙惠芬调查了大连庄河县一些妇女自杀的情况,才写了这个作品。自杀事件在中国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大,某年统计的数据,据说自杀的就有30多万,其中70%是中国农村妇女。国际人权组织非常关心这个事情,来到中国开展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问题跟人权没有关系,而是跟文化有关。比如说婆媳吵架,媳妇一生气,喝了农药死了;有的老婆非常凶悍,打了老公一巴掌,老公就去上吊了等等,所以,这个不是人权的事情。那么,自杀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社会原因?是妇女心理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孙惠芬做了详细的调查,在作品发表的时候,她有一些顾虑:发表出来的作品叫做非虚构的话,自杀的那些家人已经非常痛苦了,到时找上门来闹,那就麻烦了。所以,她心理有压力,出版的时候就改成长篇小说了。所以,这也是非虚构写作的作家难免会面临的困难。
       还有一种题材,虽然是历史题材的非虚构,但是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年8月发表了阿来的一部长篇非虚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收到这个稿子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阿来是一个著名的小说家,他的《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还写过长篇小说《空山》三部曲和《格萨尔王》,已经出版多部长篇小说。近来,阿来喜欢调查云南、西藏、四川藏区的植物,每天带着相机到处拍,给植物写记。当我们看到《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的时候,我们非常惊喜,这个非虚构作品写的是一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政权跟中央政府的往来、对抗,直至最后融合的过程。他写的是四川阿坝州的瞻对县,这个县有康巴人,他们是非常强悍的藏族人,在清朝的时候,他们生活的那个地方,有茶马古道经过,但商队路过时经常被当地武装打劫,形成了地方政权的一个铁疙瘩,跟清朝中央政权形成了冲突和对抗的关系。阿来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今我们在处理新疆、西藏问题的时候,可以参考前人的做法。我们觉得他这个作品写得非常好,所以在今年的10月18日,评人民文学年度文学奖非虚构的奖项时,七个评委有四票投给了阿来,三票给了孙惠芬,阿来最终获得了今年的人民文学非虚构文学奖。
不过,也有一些非虚构题材的作品写得很好,但是存在导向问题,没有办法刊登;还有一种是作家没有写好,在题材的拓展上也面临一些问题。
       我们在设立非虚构这个栏目的过程中,发表了不少广东作家的非虚构作品。比如,郑小琼的《女工记》,郑小琼本身是打工诗人出身,她也写散文,她的非虚构作品《女工记》,把女工作为一个个体进行书写、描绘和研究,还夹杂了不少诗歌,文体很有特点;还有深圳的作家萧相风,他2010年在我们杂志发表了《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后来以别的名字出版了; 2013年,影响最大还是丁燕的《工厂女孩》,收入了“铁葫芦“丛书。这个丛书是磨铁公司做的,他们是北京一个很重要的出版机构,很善于发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新增长点,同时给予出版,所以,丁燕的《工厂女孩》是今年非常好的非虚构作品。今年,我还看了一个外国人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就有很多偏离常识的东西,完全是浮光掠影的,打破了我们对外国人的迷信,与丁燕这部作品没有办法比。丁燕是亲自去打工,去体验生活,也结交了一些打工女孩,非常有行动力。她这些年从新疆到东莞,写出了各种题材的非虚构,是当前很不错的、有很大前景的一个作家。
       今年8月,我们跟《南方日报》社合作举办南方文学周第一届非虚构文学奖的评选活动,我们杂志初评的时候,推荐了丁燕的作品《工厂女孩》,因为这部作品我们节选发表过。组委会邀请李敬泽、白岩松、雷颐、范以锦、胡舒立、贾樟柯等著名专家、学者、传媒人作为终评委。这次的评选非常严,分为文学类、新闻类、历史类、传记类非虚构作品,总共推荐了300多部作品,非虚构文学奖最后评选了四个:解玺璋写的《梁启超传》,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他此书专门研究‘反右’到‘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境遇,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另外两部获奖作品,是新闻类和历史类非虚构。
       我觉得广东有一批写作者,他们的行动能力是积极和强大的。《南方日报》和我们杂志去年联合召开了一个关于非虚构写作的研讨会,会上,《南方日报》社请来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记者,这些记者都非常有行动能力,其中有一个香港的女战地记者,她经常出现在中东枪林弹雨的战场、难民营等等。还有《南方周末》的一个四川籍女记者,她非常的勇敢,哪里杀人、爆炸了,哪里出现重大事件她就去哪里,她说她什么都不怕,汶川地震时,她还跑去地震现场做了很多记录。她们的发言让我很长见识,但是,写非虚构文学作品,首先要有丰富的文学技巧,要有语言的美、结构的美、文学的美。比如,我刚才说的《冷血》这个长篇非虚构作品的开头,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文学性的开头。还有一个是结构的美,你要用一个文学的结构套进去,变成一个完美的、可视的、可触感的好的结构。关键的一点是处理内部的各种要素,长篇文学作品就是如何处理作品内部时间关系的问题,非虚构写作也不例外,它一定是跟时间密切相关的,要怎么样处理,这也是大家应该思考的东西。但是,在一些优秀记者那里,这种能力都是缺乏的。
       另外,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非虚构文学和传统抒情散文的区别。我觉得非虚构重在写事件,而散文重在写体验、写人、写心情。比如说作家塞壬,可能我们大家都认识,她是在东莞写作的,原名叫做黄红艳,湖北人。前一段时间,她给我们写了一篇散文,讲她在广东打工很多年,终于进入到一个事业单位——图书馆工作,在填入职表的时候,第一次使用自己的真名黄红艳,而她已经忘了这个名字,因为她每一次在工厂里面打工,都有不同的工号、名字,文学创作时又取了一个笔名叫塞壬。塞壬是一个海妖,她一唱歌,所有的水手都被迷惑了,她的笔名是这样一个意思。塞壬的散文有强烈的非虚构意识,李敬泽非常欣赏她的作品,她的作品能够直面自我的疼痛。作为一个女人,在广东经济发达的环境里面,为了生存所做的每一次的努力,以及努力所带来的痛苦、焦虑、快乐,都呈现在她笔下,所以她的作品不光是写了个人,还上升到一个时代的情绪,成为了时代的象征。
       我觉得东莞、深圳这一批非虚构作家最大的优点,是他们的作品跟当下的生活非常的接近,而且,他们的写作也直面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呈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悲欢。另外,说个题外话,像“打工文学“,我觉得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因为文学最终是人类精神层面的高等级活动,它要求你写出人的高级精神活动,提出人类精神生活中更加复杂的层面,所以,它注定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一个区域性的产物。
       王十月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小说家,他能够很敏锐地把现实发生的一些事件,通过小说的形式提炼出来,比如,他有一部中篇小说《九连环》。九连环是一种游戏,就是九个钢环来回串玩,你永远不知道它怎么搞出来,又怎么弄进去。这个小说讲的是2008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珠三角地区经济下滑的连锁性反应,它呈现的是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经济关系导致的全球各地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广东,有逃跑的、自杀的、威胁跳楼要工资的,它引发了人际关系的种种变化。所以,作家永远要把自己的目光、思想放到具体的人上,这是广东作家,尤其是东莞、深圳作家最大的优点。
       我们推举的非虚构作家,还有一个是新疆作家李娟。她是我们《人民文学》杂志推出来的,她好像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她写阿勒泰地区的少数民族转场的生活,创作了《阿勒泰的角落》、《春牧场》、《夏牧场》、《冬牧场》等作品,在里面她塑造了另外一个世界,她的文字非常的清新、具体、直接、美丽,读起来非常舒服。但是,我们感觉,李娟现在非常需要突破自我。因为,有一种作家是属于体验或经验写作,体验写完了,就写不动了,不可能生长了。我们希望李娟这样的作家可以不断的生长,能够拓展不同的写作空间和题材范围。因为,有的时候,最开始写作是一种自发的状态,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变成一种自觉的写作状态。而自觉写作的状态,是要不断打开写作资源,磨练技艺。
       我看丁燕,她是新疆的题材能写,东莞的题材也能写,写完《工厂女孩》后写《双重生活》,自然就打开了自己的写作。在文体上写虚构和非虚构,才可以不断地生长,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像李娟这样的非虚构作家,她的非虚构写作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现在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跟大自然的亲近,对环境污染和人心污染的忧虑。
       总的来看,东莞、深圳作家现在写的非虚构作品,可以说是直接触及到现在珠三角地区一些非常具体的社会经济、群体的问题,比如女性角度、工厂角度、打工者角度等等,很有特点,也有成绩。我想,东莞的非虚构写作下一步该怎么走,还是需要依靠个人的才能。有的时候,可以写小的题材,不一定写《工厂女孩》、《打工词典》等,还可以从别的切入点来写,比如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事情,从家庭、案件为切入点去写,可能会更加好。
       还有人问我,非虚构文学和报告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我个人觉得,最近三十年,报告文学把非虚构概念缩小成为一种文体,写了很多关于权力和金钱的东西,这是非虚构写作一定要排斥的,我们要求非虚构要呈现出中国社会真实的样貌,同时保持一个相对批判的态度,我们不要一味称赞,要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而有一部分报告文学,以吹捧为主,丧失了文学性。
       那么,在非虚构文学中是否可以有适度的虚构?我觉得,可以有适度的虚构。因为非虚构的文学写作,一定要借助虚构文学写作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对话,心理活动等等。郑小琼引用了很多她写《女工记》的诗歌,增加了一种语言美、语调美、结构美,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允许在某些场景、对话、心理行动中有适度的虚构。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喜欢读山西一个作家师东兵的作品,他写了关于毛主席、周恩来等等的纪实作品,毛主席说什么话都是栩栩如生,仿佛师东兵就在现场一样,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挺好,后来发现这完全是虚构的。他出版了50多本书,很多就没谱了。我觉得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当中,应该要有适度的虚构,而这个虚构一定要限制在某一些场景、对话、心理活动的描写里面,为你整个的非虚构增加一点文学技巧的魅力。
       在推动非虚构写作的这几年中,我们有历史的非虚构、现实的非虚构,而非虚构这个文体我觉得还可以继续生长。前阵子我参加了‘八五’美术新潮与中国美术学院建院85周年研讨会,我看到中国美术学院多媒体艺术研究院院长高士明的一个书稿,他写了中国美术学院自‘八五’新潮以来一些变化。关于美术方面,我们也拓展了非虚构这方面的写作题材,对于美术感兴趣的人,可以看看他这个非虚构作品,肯定很有意思。我听说现在北京东城区有一两万人每天依靠演戏拍戏来生活,东城区每天上演各种各样的小话剧,不管是不是靠谱都有演,而且有各种怪动作,有的戏就是把观众包在中间,演员在旁边来回窜,这种戏剧叫做环境戏剧。我觉得,非虚构的题材、范围以及呈现方式,都是我们想拓展的一个方面。
       刚才,文联刘主席谈到,东莞有20多家影视公司,有一万多名从业人员,我听了觉得很振奋。对于东莞文学创作,刘主席给我出了这个题目,我想我就谈到这里。马上跟大家进行交流,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之所以愿意参加这种活动,也是为了组稿的目的,希望从你们这里看到好的稿子。对于我们当编辑的人来说,我们需要非常有生机和生命力的作品,对于没有在我们杂志上发表过作品的作者,我们也是特别感兴趣。
       关于非虚构写作,我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对话和交流阶段。我本人一直做刊物和报社编辑,自己也是作家和诗人,我写作的文体特别多,我们的朋友都是在写作上取得一定的成就的作家。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困惑,以及想表达的,都可以提出来交流一下,包括对于我们刊物的想法。
 
       主持人:有请东莞创作实力较强,而且以小说见长的陈作家提一个问题。
       陈作家:我主要还是写小说方面的虚构文体,对于非虚构这一块,我一直有关注,但是我之前有一点模糊,报告文学跟非虚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今天听了您的演讲,已经清晰很多。它是由外到内的,外国早已出现了这种文体,不是我们独创一个提法,现在也是慢慢在规范这种写作,但是这样一个非虚构提法,或者说这种写作会不会是一个浪潮,过一段时间有新的提法替换掉这个东西,是否是一种比较持久的价值认同,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在小说方面,我们可以确定,因为小说写了这么久,有一个长期的积累,但是非虚构这一块,虽然这一块的概念兼容很多东西,但是否会慢慢被新的概念所代替,我想请邱老师解答。
       邱华栋:这位作家今年才30岁,但他的问题问得很好。他希望我在推荐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表格上当推荐人,我也会推荐的,因为我本人是中国作家协会小说评审专家组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由创联部负责这个事情,在每年4月底以前,大家从中国作家协会网站下载表格,填写上自己主要的作品,然后,选择两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为推荐人,写上意见,并且签名,还要把你的作品原件、复印件装好,寄给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东莞的中国作协会员目前为止有22个人,作为地级市算是比较多的,听说惠州只有两三个。今年,我参加了小说组的评审,当时,以小说作品申请入会的有500多人,我们有15个专家,都是来自各个刊物的编辑和评论家,也是这样一个办公室,桌上堆积的作品把我们都淹没了,每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有编号,我们要花费两天的时间在那里看,第一天看,第二天上午讨论,下午投票,从500多人里选出80个人。所以说,申请入会是有一定的门槛,而不是谁申请就可以加入了。
       有的人已经出版了二三十本书,但他写的是地方志等等,而不是文学创作,应该要好的文学创作,才有机会申请入会。另外,要在刊物上发表,比如说在《人民文学》报或者在其他主要文学刊物上发表才更好。我听说东莞的考核标准也是看有没有在名刊上发表作品,不管是奖励还是考核都是这样,我们觉得挺对的。有的人没有出过书,但是,他在主要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比如浙江的一个作家,他在重点刊物上发表过10多部中篇小说,入会申请的时候就很容易通过了。还有一批80、90后的作家,这类人是文学的后备力量,要想办法让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对于三四十岁、已经写了一定的年头,取得一定成功的作家,我们也想办法让他们加入。但是,每一次新会员公布以后,我看落选的人会在网络上骂人。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小说组评审专家组的一个成员,我觉得申请入会的评选过程,是非常认真和谨慎的。我们分为三个小组,每一个小组看一部分人的作品,然后一起讨论,比如说我们这个组看了50个人的作品,我们最后只能推荐12个人,最终投票是一人一票。东莞作家在詹谷丰主席的带领下,现已加入22个,这个队伍非常庞大,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个肯定。
       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理解,非虚构的写作和大众传媒的诞生有一定关系。狄更斯作家写了《博兹特写集》,这本书是对伦敦各种各样的场地的白描,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实际上是一个非虚构特写。还有一个是美国1960年非虚构文学爆炸之前的作家,他是奥地利作家,叫茨威格,他专门跑到巴西,写了一本关于巴西的书《巴西:未来之国》,他还写了好多非虚构,他是往前追溯的非虚构大师。还有一种非虚构作家,比如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他把游记这种文体变成一个很棒的非虚构写作,我们把他跟余秋雨对比,余秋雨完全是一个抒情散文作家,他到哪里就是把当地的资料收集了,到房间里面整理一下,把几个人物串联起来,就把小文人的感觉表达了出来。但是,奈保尔的游记写得很好,他写印度尼西亚、非洲和中美洲,他一共出版了12个非虚构作品,都是大型游记,但是他把游记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了,变成了一个社会评论、历史研究、人物传记、政治观察的作品,所以游记的文体在奈保尔笔下变成了特别丰富的非虚构写作。
       我的观点是在大众传媒时代,非虚构写作作为可以跟文学联姻的一种文学写作手段,它会长久的存在下去。非虚构写作包括传记、日记等等,有的不是文学写作。而非虚构文学写作,一定要文学技巧和手段。人类本身有好奇心,我们才对于未知的东西有兴趣,对各种各样的艺术创造有兴趣,比如今天早上发射的嫦娥三号,就是对宇宙的好奇心驱使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有追求真实的愿望,它是人性的一种渴望,而非虚构文学是贴近真实的一种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非虚构写作肯定会存在,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层出不群的信息社会阶段,所以我觉得非虚构不会消失。
       我刚才提到的茨威格、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以及中国的慕容雪村、丁燕和梁鸿,他们都是写非虚构很好的作者,我觉得他们可以继续写非虚构,一直写下去。
       刘芬: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写小说的,她模仿了她喜欢的一个老师的作品,她写了很多,然后发给我看,我觉得模仿得很像,我跟她说如果你在中国,你一篇也没有办法发表,实际上也是一篇也没有办法发表。我想问一下,对于相同类型、相同风格的小说,命运为什么不一样?
       邱华栋:模仿谁?
       刘芬:卡佛,她特别喜欢。
       主持人:我认为小说的写作,跟我们理想中的写作还是有差距的。
       邱华栋:短篇小说写作,我看主要做一个加法和减法。我自己也写了30多年的小说,从15、16岁开始写,出版了70多本,我觉得在写作的技巧上还是感觉踩不到门槛。写作是一个手艺活,我当编辑那么久,一般看第一页,就知道你是什么手艺,你有几年的写作经验,也知道你读了谁的作品,在模仿谁。有的作家,我认为不会做减法,比较罗嗦,我建议看海明威和卡佛的作品。据说齐白石当年画画的时候,他有一张画满满的,都是虾,齐白石慢慢往下减,到最后只剩下两只,后来感觉两只少了,又增加了到5、6只,他是先做多,再做少,最后由少再到多,有一个过程。同样的,短篇小说这种非常有形式感的文体,刚开始要多写一点,尽量把你想的表达充分一点,然后,再慢慢做减法。
       就像美国当代作家卡佛,他在生活上是一个失败者,前几十年他没有成名,生活非常困苦,需要承担繁重的家庭责任,他写的小说非常具体,有一个编辑给他修改了,先做减法,最后只剩下一副鱼骨头,然后,让他往里面填肉,把这种作品高度的风格化,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要素。但是现在美国学者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是编辑活活把卡佛塑造出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的朋友模仿卡佛有一些错误,首先要写她自己的生活,多写一些,然后由多到少,少到最能表达她的意思为止,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上来就想模仿到一个精确、精致的状态,我觉得她需要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她没有完成。
       另外,写作要多历练,由对卡佛单纯形式上的模仿到他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描绘美国社会,而她应该找到一种艺术的写作手法来描述眼前的中国社会。比如说,中国国画有国画的表现形式,有的是水墨画,你在语言上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不要只是单纯模仿卡佛的少。总而言之,我觉得她只要继续写下去,离发表不会很远了。
       王万兵:邱老师,我是你新浪微博的粉丝。我在广东这边已经生活20多年了,我写了一部非虚构长篇小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以西部的开发为背景。2009年的时候,我回老家过春节,写了东莞与我家乡的变化,比如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政府执政理念的一些差距,在里面牵涉到政府腐败的事情。2010年的时候,我把这个作品发表广东作家网上,这部小说一刊登,我们家乡的领导看到了,这方面让我受到一些影响,说我的作品影响到社会维稳。
       邱华栋:谁来维稳?家乡的人?
       王万兵:对的。后来这个作品没有被批斗,但是我在家乡读书的孩子派专人接送了,因为这部作品已经成为他们一个关注的焦点,有一些领导班子看了这部作品,对号入座,那时又刚好遇上换届选举,我很郁闷。
       邱华栋: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例。
       王万兵:后来的作品,我都不敢放网络上,在东莞这边也是一样,2010年以后,我写的所有的作品都是放在电脑里面。
       邱华栋:都是非虚构?
       王万兵:大部分是非虚构的。
       邱华栋: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作品,我不知道你哪些地方触及到老家当地的具体利益,是不是点了一些人,比如当地官员的名字?
       王万兵:没有,里面有一些牵涉到政府三农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药材基地的种植,政府把这些钱怎么样吃掉,哪些农夫来反应问题,这些都是我在春节期间遇到的现象。
       邱华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有时候需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像慕容雪村写传销,一样需要勇气。美国193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做辛克莱·刘易斯,他写了一个关于美国屠宰业黑幕的小说《屠场》,而这个小说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法制环境。就像前些年南方媒体报道孙志刚之死,也让我们改变了以往的劳教制度。有的时候,作家个人可能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但是作品本身,要有力量。
       王万兵:我当时开了一个新浪博客,叫做四度赤水总裁王万兵,后来我这个博客被强制性关闭了,这个作品牵涉到政府的腐败、留守儿童和三农方面的问题。
       邱华栋:但是,我关心的是,你作品的文学性怎么样?
       王万兵:文学性很好。这部作品一出来,就有人写评论,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后来我把户籍转入到东莞,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另外一个作品,而且我在东莞也生活了23年。
       邱华栋:中国现在的法制环境特别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触及到地方当权者某一些利益的时候,这个作品肯定会被地方压力所影响。
       王万兵:所以现在这种非虚构的写作让我们非常困惑,我们只能继续写,然后放电脑里面,多年以后给孩子看。
       邱华栋:只要你的作品有艺术生命力就够强大,但是,我很担心你只是记述了一些事情,而没有文学性,没有文学的美。你一定要记住,要把一个写作素材变为一个艺术文本,而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想让作品有长久的生命力,你就一定要在语言上、结构上把它塑造成一件艺术品,如果仅仅是为了揭开一个黑幕,这个作品就没有美学意义了。
       王万兵:这部作品可以在广东作家网上看到。
邱华栋:我们要谨记,写作是自由的,但是出版是有管理的,有一定的禁忌,主要在宗教、政治和性上面。比如说,有人把雷锋庸俗化就不合适。至于你这个作品触及到小县城当地的利益,他们说你影响了社会稳定,但你也要安心写作。一个作家要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至于是否能出版,随时代环境的变迁都会变化,这是一个过程。
 
       刘锦明:大家好!今天讲座的主题是非虚构,我对于这个题材比较感兴趣。我对于文学方面研究比较少,我以前做的是政策研究,有15年了,也是跟文字打交道,但写的东西跟文学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主要从决策上,从宏观的角度来调查研究,然后提供给市委市政府做决策用的。但是,文学可能是在局部或者个体方面着墨比较多,在思维上有一个差距。
       刚才邱老师提到报告文学,可能报告文学是知识文学,跟我们做政策研究、解决社会问题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当然非虚构文学也有一部分是可以虚构,不完全都是真实的。但是我做政策研究不能够用虚构的、或者文学的形式表现,如果把这样的材料呈上去,那么影响会很大。目前来说,就这样一个文学题材,我认为在东莞是非常需要加强的一个文学表现形式或者说加强文学工作的一个方向。如果说诗歌写少一点,散文写少一点,或者其他类型的小说写少一点,可能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非虚构是一种很值得提倡和亟待加强的题材,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第一,在座的没有几个是东莞人,没有几个是本土作家。东莞这几十年的变化,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找不到第二个蓝本或者是这样一个成绩。
       前天,我跟一些朋友聊到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东莞本地人口有120万人,常住人口按照公安局和国家统计概念,大概有800万,相加起来,东莞人口估计是1000万左右,甚至有可能达到1500万。东莞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在消失,但是每年的GDP增长大概8-10%左右,是净增长的。我1983年大学毕业后到政研室工作,我对于数据比较敏感,因为很多时候要用数据说明问题。假如说一年增加500万,你要投入大量的设备和人员,当然现在可能大的项目科技的含量高,相对于人的需求下降,以前需要500人,现在200人就可以了。但是每增加一个项目,每一年增加几百个GDP,一定需要人员去支撑,所以说,虽然整个专业在转型,但是它的人口密度和人数总量还是保持一定的数量。从理论上说,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消失,东莞的人口在减少,但是每年仍然增加几百亿的GDP。内陆很多地级市,不要说一个县,一个市也没有几百个亿的GDP。现在广东还有一些市的GDP没有超1000个亿,有可能东莞两年的GDP等于其他地级市的总量。但必须要有人员来支撑,所以东莞人口在一定的阶段,总保持一定的数量。
       历史上,能有多少个城市出现这种情况,广东除了东莞以外,深圳也是一个很大的移民城市,但是深圳的移民城市跟东莞有一些不同,深圳的移民早期依靠国家投入支撑,相当一部分人口从全国各地的城市移民过来的,人口的素质比较高,东莞的人口结构就很特别,在中国也是很少见的。所以,总结东莞这么多年的发展,有几个特别,其中一个是人口结构特点。我在东莞本土最高层的机关里面工作,东莞这30多年的变化,我看着它一路走来。我从1993年开始在这里做了13年的副书记,我觉得东莞的发展变化就是一块很大的文学金矿,但是作为文联主席,可以说我们这么多年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和东莞的社会发展完全不匹配,我们有多少作品能够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产生影响?所以这是不匹配的。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包括王十月《国家订单》,获得了我国最高荣誉文学大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还有郑小琼、塞壬等人的作品。一方面东莞几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丰富的金矿。其实,大家生活在东莞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发生重大变化的城市,从人生的角度来讲,是相当珍贵的,很值得你珍藏,大家在创作非虚构文学时,更要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你们要将自己个人的文学写作与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结合在一起,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我觉得对社会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带着社会责任感去写的。比如说有一些报告文学,写到了劳改制度的废除,这在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媒体的报道、新闻报道和文学对社会进步发展的探讨分析开始发出声音,然后促使一个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变化。
       另一方面,在1000万的人口里面,东莞的作家只有300多位,这个群体非常弱小,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要树立起文学创作跟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用文学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改革这种责任意识。
       我不是说官话,实际上文学在社会发展当中,能有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不可能发展起来。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上层建筑一部分,它必须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但是上层建筑的有一些东西有可能改变政治制度或者推进了社会进步,这个谁也没有办法讲清楚,但是你必须有这种意识。文学创作不是单纯发自内心一种情感,你要用文字、用你的情感来推动社会进步。
       我来文联差不多两年了,有时候我想,我在市委市政府这么多年,我手头有很多的材料,我有很多基层工作者的材料,但是我现在没法安下心来写作,如果我不在这个位置,我会想写一些东西,不是为了拿钱,而是为了用文字写一些人生的看法,能够对这个社会的进步起到一点作用。当然我们以前做政策研究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起这个作用,但是从另外一种形式,文学的方面,我是没有做过,我希望以后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努力。我今天讲这些话,是想告诉各位,我们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不要把自己的情感变成发泄的一种工具,你要为这个社会、为人类的进步、为社会的发展、为东莞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丁燕的《工厂女孩》今年非常红,媒体报道很多。曾经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怎么样看待这本书。我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做政策研究,这本书如果在十年出版会更加有社会意义。因为这十年时间里面,市委市政府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社会问题,并且不断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经济适用房、新莞人的昼夜培训、人文计划等等。如果这本书在十年前出版,将打工这种最底层的生活状态反映出来,然后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把这个文学作品变为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参考依据,那么社会作用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这本书感兴趣,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经历过打工这些事情,特别是作为大城市80后、甚至90后的人,他们觉得非常新奇。
       我1993年在镇里面做副书记,我是东莞人,我看着东莞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觉得很多时候人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晚上随便到酒店和出租屋查房,公安强行进入,根本不用说什么。我到樟木头也看到,公安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搞一次大清仓,一个晚上把几百人拉走,然后看谁有问题,没问题的就放回。那个时候是查三无,“无身份证、无居住证、无工作证”,查到的三无人员就被拉倒火车站,但是后来他们又回来了,过一段时间又清理一次,一直这样恶性循环。这不只是公安和政府的问题,有时候他们也很无奈。作为地方政府的执政者,必须要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有时候他们非常无奈,因为在这种宏观环境下,你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是能够做一些下策的东西。但是社会在慢慢地进步,一点点地改进,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单要看到它残酷的、无奈的、消极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政府怎么来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一面。
       所以刚才王万兵谈到一些作品不可以发表,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执政党都有一个主要的价值取向,比如说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是有冲突的,但不等于西方所有的东西都不好,人类的历史都是一直向前和不断进步的。我认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这是作家应该要做的。我经常和丁燕这些文学青年讨论一些东西,说到荷花,大家都用“出淤泥而不染”来形容,荷花的生长都要经过污泥的阶段,所以大家都用高洁来形容它,而作家也是一样,经过这么多人生的消极、失意、失败、黑暗,你仍然可以保持荷花的高洁,那么你就是成功的。
       第三,我们要传播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有它的政治价值取向,在贯彻政治价值的过程当中,必须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从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国的进步是相当不容易的,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合理、腐败的、消极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它,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这才是作家应该做的。
       第四,作为非虚构的文学题材,东莞的题材很多,东莞是一个文学的金矿。最近宣传部有一个要求,希望作家能够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有哪些作家想深入到基层体验生活,写一些非虚构题材的作品,可以跟我们联系。
       刚才邱老师讲的一些观点,我非常赞同:
       第一,作家不要整天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除非你有非常深厚的生活经验、有社会调查,我不反对在写作的时间,你呆在房间里面,但是你整天呆在屋子里面,不跟社会基层接触,那么你有多少东西能够是真实的?
       第二,要提高作家文人的行动力。不是说文人都是无能的,只能够写一点文字的作品,文人也应该有行动力。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记者,每天奔波底层,走在生活最前线,及时写出了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新闻作品。但是有一些人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不懂得用更加深层的文字来表达一个事情;而有些作家,有文学的功底和积累,但是不懂得怎么样把一些社会问题转变成文学作品里的东西。
       刚才听了邱老师的讲话,我觉得他把文学创作一些关键性的东西讲了出来,其实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作家必须要有深入生活,加强观察能力和行动能力,才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观察能力是世界观里精神层面的东西,同样的东西,思想高的人和思想低的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行动能力就是把看到的东西演绎成为文学作品,那么这就是成功的。如果一个文学作品起点不高,却想要打动人,想要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文学作品起点很高,思想境界很高,但没有实际的东西来支撑,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怎么样将自己融入到社会和人民当中去,历来都是中宣部提倡的东西,有一些作家可能反对,他们觉得这是官话,或者是唱高调,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哲学的东西上升到一定层面是抽象的,思想也是抽象的,只有把千千万万的原始材料升华、总结出来,才能得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作家体验生活、深入基层、融入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是郑小琼、塞壬、王十月他们没有打工的经历,没有生活的实践,他们是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东莞人没能写出好的作品,我觉得这跟东莞的经济发展有关,社会的发展使东莞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东莞有一些富有的镇,每人一个月可以领到两三千块钱,他们不用出去打工,拿的这些钱已经够生活了,他们没有痛楚的内心经历,所以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
       我们现在有个设想,假如大家想下到基层去体验生活,可以跟作协联系一下,我们到时候做个具体的方案,安排你们到基层去体验生活。像是挂点、驻点、挂职等等,比如说樟木头的作家可以安排他们到村委会做书记助理、主任助理等等,这是最直接的。
       今天这个非虚构题材的讲座,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体会,不是从领导层面,而是从我对于文学的理解而言,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非虚构文学与东莞写作”的文学讲座有明显的针对性,今天来参加活动的作者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东莞最优秀的作家,在邱老师有针对性的演讲之后,刘主席又发表一番慷慨激昂、激情澎湃的鼓励性讲话,我相信每一个生活在东莞,成为东莞写作者的人,都要有一份责任,希望大家拿起手中的笔,真正描述伟大的时代,也不愧我们曾经被别人叫做作家。谢谢大家!
分享到: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6-02-19 17:46:37  【打印此页】  【关闭

微信关注

移动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