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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导论

       “打工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原因,对它的发生、发展、提升乃至演变都应该有更多的辨析。“打工”与“文学”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场域,具有阔大的思想容量、观念张力和阐释弹性。“打工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不仅包含着作家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也包含着某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和扩展。“打工文学”有自己产生的根据、特征与种种不同的精神向度,它对于生活经验的表述暴露出多方面的复杂性。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打工文学”,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意在提供一种差异性及其造成的潜对话,揭示“打工文学”可能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打工文学”是一个多面的存在,对它的研究不是一块封闭的领地,即使具体到某一位作家某一文本的写作也很复杂,也有很多的向度与可能性。建构“打工文学”的理论诠释体系,需要灵活多元的研究方法,需要一种科际互动的开放视域和整体观察,需要一种难以归类又有活力的“整体批评”。
 
       本书卷一《打工文学的类型学》尝试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打工文学”进行系统梳理,理清关于“打工文学”的一些认知问题,可以验证类型理论和类型批评原则的有效性,为文学类型理论的建构提供经验和证据,还可以更深刻和更公允地评价“打工文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类型学中的“类型”是指具有某种通约性特征的文学要素。类型是一组时间上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数量上已形成一定规模、呈现出独特审美风貌并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对稳定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的作品集合体。文学类型中那些具备相当的历史时段、具有稳定的形式和内涵样貌、具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的文学样式叫做“类型文学”。文学类型的区分在文学话语中是不可或缺的,美国批评家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类型史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不管浪漫主义时期如何把文学类型之间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并引入许多混合形式,低估类型概念的影响力仍然会是一个错误,而实际上,这种影响力甚至在最近的文学史中仍在发生作用。”1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被划分为许多类型,划分的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每一文学类型都有一套基本的惯例和代码,它们随着时代而变化,但又通过作家与读者之间的默契而被双方接受。
 
       “打工文学”的类型问题不仅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因为一件文学作品的种类特性是由它所参与其内的精神方式和审美方式所决定的。目前,评论界在对“打工文学”概念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对其进行任何精确程度的界定都极为困难。什么是“打工文学”,就像什么是“文学”一样,这个起点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最难回答的终极性问题,卷一《打工文学的类型学》只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尝试性的回答。一般而言,“打工文学”属于按题材分类的文学类型,但题材并不是划分它的唯一依据。不同的作家,甚至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对打工题材的处理结果,往往存在着天渊之别。“打工文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文学类型,任何简单的定义都将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打工文学”可以细分出许多文学类型,细分后的文学类型所存在的区别不仅仅在题材上,而且是文体与形式上的差异。在卷二《打工小说的文本细读》、卷三《打工诗歌的精神谱系》、卷四《打工散文的话语分析》中,我将“打工小说”“打工诗歌”“打工散文”进行分别论述,是因为考虑到不同文学体裁的存在方式,需要强调以“以文学为中心”的内部研究。因为在文学内部,不同体裁之间的差异甚至比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异还大,叙事类作品和诗歌作品的特征就很可能互不相关。考察不同体裁的“打工文学”作品,批评家所依据的批评原则存在重大或微妙的差别。除了文体上的区分外,“打工文学”还可以细分出更多的文学类型,让我们从多方面寻找到文学的可能性与丰富性。根据“写什么”或“怎么写”的标准划分,“打工文学”可以细分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打工小说”可以细分出“先锋小说”、“后现代小说”、“留守小说”、“回乡小说”、“工厂小说”、“流浪汉小说”等等,“打工诗歌”可以细分出“先锋诗歌”、“口语诗歌”、“留守儿童诗歌”、“后乡土诗歌”、“城市诗歌”等等,这种细分研究能引起我们对文学的内在发展和审美原则的注意。分辨率越高,观察到的图像越是精密。理论的意义上,分辨率的提高是无止境的,最终突显的是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对不同的人来说,文学意味着不同的事物。事实上,“打工文学”不只是一种单一的文学,这意味着“打工文学”能连续不断地打破批评家预备套在它头上的种种程式和理论。 
 
       对“打工文学”进行类型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在各个层面去寻找文学的共性和个性,在这一特定的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中提出关于种类和组成它的独立单位之间、一个类别和多个类别之间的关系。卷五《打工文学的互文性建构》,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打工”的叙述,论证了中国当代“打工文学”不过是对前文本的复归、修正、位移与重构,重点研究了“打工文学”与欧美文学的互文关系。第四章《打工文学的类型融合》,分析了“打工文学”在类型融合的语境下所呈现出的丰富面貌和可能性,把握文学类型的共性及演变规律。第九章《打工小说的寻根意识》,对“打工小说”与“寻根小说”进行了互文性解读。第十二章《从知青诗人到“打工诗人”的境遇关怀》,对“知青诗歌”与“打工诗歌”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两类诗歌也存在着互文领域。第七章《打工小说的死亡叙事》中,论证了戴斌的小说《深南大道》与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有着相似的结构和主题模式。按照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先驱的影响,无疑造就了后来者几乎无法克服的焦虑。由此可见,互文性对理解“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重要性。互文性意味着一个文本固定的界限被打破,所有文本都被置于一个庞大的、密密麻麻的文本网络中。“打工文学”的每一种表达,都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和对话的结果,脱离不了所谓的渊源或影响的痕迹。在“打工文学”的很多作品里,也都能识别出文本与某些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这表明,“打工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对象,而要把它置于整个文学关系中,从宏观上把文学视为一体,达到对文学总体轮廓的清晰把握。因此,如从“打工文学”写作中提升出能够诠释其本质、特征和问题的理论话语体系,所依赖的理论场应当由多重话语力量构成。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洞见和盲区,任何单一的研究理路,都可能局限对“打工文学”丰富的美学和文化经验的观照视域。
 
       对“打工文学”的研究需要我们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极力取得“多方位”参照,以此扩充和丰富对“打工文学”多层化内涵的理解。对“打工文学”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不同的视界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视像。任何一种视界都不能无视文学交流中其它方面的维度。在对林坚小说《别人的城市》的文本细读中,我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运用形式主义理论,分析了小说的叙事策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方式,分析了小说的社会历史语境;运用了结构主义批评范式,指出了小说用以建构意义的符码。对这篇小说的解读,还涉及到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全球化及同性恋等理论领域。从历史话语与文体学融会的双重角度切入,或许就可以做到从形式到内容的层层剥笋式的整体研究,从而有效地打通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我一直质疑两类“神话”批评方式,即只从文学与社会历史关系确定文学价值的外部研究,和局限于作品内部的符号结构来挖掘文学意义的内部研究。我反对那种忽视文本形式的纯粹的“外部研究”,也反对极端形式主义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敌视。面对“打工文学”,既要警惕“庸俗社会学”研究,也要提防“庸俗形式学”企图把社会文化从文学艺术的领域中驱逐出去。“庸俗社会学”和“庸俗形式学”令人反感的原因是“庸俗”而不是“社会学”和“形式学”。任何一种文学研究方法都没有天然的对“庸俗”的免疫力,各种研究方法也不存在高低优劣或者先进落后之分。选择哪一种方法并无一定成规,重要的是力图解决问题。回到对“打工文学”的考察上,我不愿意仅仅停留在“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上。“打工文学”的意义,不是单纯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能够解释清楚的。研究“打工文学”,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已经是一个相当成问题的区分,或许已经到了摒弃这种区分的时候。文学中“内”与“外”的关系既非生硬的拼凑,也非简单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互相渗透和包容。解决“打工文学”内与外的关系,要将它的自律形式和社会历史置于同质异构的文学场空间中,实现形式和历史的有机交融,避免某一本质主义思路对意义的执著和遮蔽,“打工文学”的价值将得到更好的凸现。这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当下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兼顾社会文化阐释与形式分析方法,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效沟通起来,让研究兼容具体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将各种维度均衡地结合在一起,将历史批判、人性剖析与艺术想象、形式创造融为一体。
 
       文学,不是对世界的单向楔入,它在综合了经验、思辩、情绪、语言和其他意识原则以后,已经作为一个整体。文学的整体观是我所期待建构的一种批评范式。所谓的整体观,就是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文学的整体观,不独尊某种理论,而主张打破学科的界限和理论的疆界。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度量衡,不是思想源,而是一种向度,一种角度,一种阐释方式和价值视野。实现文学艺术整体观的关键,就是要把文学艺术从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使之具有丰富的话语方式、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实现这种整体观的一种愿望一种努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做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2我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文化研究”范畴,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批评视角被引入。
 
       “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英美学界兴起的一股学术思潮和一套批评实践,它借鉴和糅合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路径和理论视角,在这样的交叉研究中,文学艺术仅仅作为文化许多能指实践活动的形式之一。文化研究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分析和解释文学及其它艺术领域之外的事物和社会实践活动,具体说明产生文化现象的所有形式,并赋予它们以社会意义、话语模式和相应价值。现代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是以大众和工人阶级模式的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把文学艺术作为整个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3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候,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还处于相对较早的发展阶段。今天,在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扩大到全球新地区之后,它已经成为全球体系,正在入侵和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的理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现实,马克思主义在作为揭示文学作品的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含义的一种方法时也最能显示出它的优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开创的“文化研究”,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阐释和建构,对研究“打工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般认为,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乡村与城市》、《漫长的革命》,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理查·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等,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们为早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批评范例。
 
       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与《文化与社会》中,从情感结构入手,对19世纪的英国社会展开全面文化分析,其中包括他对这一时期工业小说的精彩解释。他论述的英国“工业小说”,与当代中国“打工文学”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语境。在《乡村与城市》中, 雷蒙德·威廉斯将英国十九、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当作一种城乡研究,诠释乡村田园文学模式如何转变为都市文学模式,引出了大量关于文学、政治和历史的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一研究理路对于当下的“打工文学”研究同样具有启示性。本书第十章《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第十四章《儿童视域里的后乡土世界》等篇章,都从城乡经验维度展开评述。与威廉斯所研究的城乡相比,中国当代的城乡具有更加复杂的文化特征。随着几亿农民工进入都市打工并且形成大规模的流动,城市空间已经和边远城镇、农村的空间交错融汇,并且在网络的虚拟空间对照映射下构成多种空间关系。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明以并置状态呈现在城乡中国面前,这使得城乡中国的生活与经验非常复杂。在乡村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在遭遇现代性冲突时,城乡中国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与张力,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城乡社会生态中,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一直是“打工文学”写作所关注的突出问题。“打工文学”是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让我们对城乡中国的现实、困境及心灵需求有了真正的思考与了解。“打工文学”这种文学类型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传统的“乡土文学”发生内在转变,还大大丰富了单薄的“城市文学”,是“城市文学”的必要补充。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特点之一是在极短时间内大量乡村人口爆发式地涌入城市,而与此同时城市仍然以户籍等手段顽强地坚守着原住居民与移民之间的身份壁垒。打工族群的离散和聚合,形成了当代社会文化非常复杂的“散存结构”。流散现象是近百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这种现象的出现造就了“流散文学”的诞生。乡愁,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流散感、放逐感和认同危机、身份焦虑,几乎是所有背井离乡的打工者的共有情结,也是“打工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打工文学”也是一种“流散文学”,具有离散美学的特征,是中国当代流散文化的一个重要镜像。作为“流散文学”,打工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是“打工作家”最为关切和最受困扰的问题,也是触动他们情感的最为敏感的按钮。无论是在“文化研究”中,还是考察“流散文学”或“打工文学”,“身份认同”都是一个重要关键词,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的主体体验。“打工文学” 的本质在于描述打工者的生存经验,是来自底层内部的身体叙述,是身份未定者的文学,也是持续追求归属和无穷追问身份的文学。“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生存经验和精神体验的感性化表现,是形塑族性记忆的重要文化想象场域和美学形式。本书中的很多篇章都分析了“打工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打工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关乎几亿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它既与城乡中国的社会变迁相关,也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存在密切联系。身份认同问题表明了“打工文学”蕴含着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意义空间,至少,它为我们把握当前中国的复杂思想状况和现实境遇,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认知路径。
 
       “身体”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关键词,“身体”在“打工文学”中的位置与意义比“身份”更为重要。“打工文学”的形式史、经验史、意象史,“打工文学”关于身体的大量书写,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经验体系增加了新的内涵。尼采说:“决定民族和人类命运的事情是,文化要从正确的位置开始——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迷信);正确的位置是躯体、姿势、饮食、生理学,由之产生的其余的东西……所以希腊人始终懂得,他们在做必须做的事;蔑视肉体的基督教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不幸。”身体的现实在“打工文学”的语言中建立起来,“文化要从正确的位置开始”才会真正实现。“打工文学” 最初的创生就与身体性建立了直接的关系。人的身体首先即被编织进社会网络。人们其实都是以身体的存在直接与社会打交道的,人的身体与社会机制互相重构,身体其实是多种社会和历史因素合力规约的结果。一些优秀的“打工文学”关注的正是生命的肉体层面与文学的隐秘联系,特别是一些“打工诗歌”作品,几乎达到了身体与诗的同构,是生命诗学在思想内核上对自我本体的回归。在第十三章《身体的真相》中,我对“打工诗歌”中的身体书写进行了系统探讨。“打工诗歌”中所体验的身体、所显现的血色、所跳动的脉搏、所痉挛的灵魂、所扭结的肉感、所颤抖的神经,以及从生命的深渊处传来的沉重回声,既是生命诗学的思想起点,也是生命诗学的意义终结。无论是“打工诗歌”,还是“打工小说”“打工散文”,都起源于个人化的感知世界而非公共事件和公共话语。在第十六章《打工散文的身体修辞》与第十八章《一种有声音的写作》中,我分析了“打工散文”所承载的身体感受和生命体验。一些“打工小说”,如戴斌的《深南大道》等文本也极力描写人物的身体感受和身体反应,身体与人的异化、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优秀的“打工文学”文本,在表达生命的体验和生存的感受时,从来都没有脱离身体。“打工文学”潜入每个具体的、肉体的生命个体的“内部”,撕开了外在的工具理性、权力、物质化的话语遮蔽,敞开了人的存在的真实境遇。正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言:“正是肉体而不是精神在诠释着这个世界。”4“打工文学”密切地关注并紧紧地抓住了“肉体”,也即在审美上抓住了“本体”。审美处理的对象是人类感性领域,美学的原初意义是关于感性的学科,“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5“打工文学”也是作为“肉体的语语”而诞生的。有身体的写作是一种有感觉的写作,有活力的写作,有第一性的写作。一些“打工作家”在写作的第一现场,用“我”这个活生生的、有感觉的身体来面对事物和经验,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身体感觉是较少异化的领域,身体的感觉才是真实的感觉,身体的经验才是真实的经验。正如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是最深刻的‘美学家’,他相信人类的感觉力量和能力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目的,不需要功利性的论证。”6“打工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它发现和重塑了那些被遮蔽的身体,开拓了底层世界的感觉领域。 
 
       “打工文学”最宝贵的是一种固有视野外的身体经验呈现和一种生命意识、感性的觉醒。生命体验是决定作家、艺术家能否构建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的关键所在。强调写作的存在感和精神性,强调艺术与生命经验的关系,对于丰富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维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在《文化与社会》一书里,在关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瑞恰兹的论述中,雷蒙德·威廉斯指出:“从根本上讲,艺术家的重要性在于,他比普通人能够体会到更为广阔的经验领域。”7“审美主义者独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接受和组织着自己的经验。”经验与真理相对,与理论相对,最终是与文化相对,经验性的写作是一种非文化性的写作。在“打工文学”写作中,“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大,“打工作家”写的“打工散文”也明显优于其他作家写的打工题材散文,但在“打工小说”写作上,“打工作家”似乎略逊一筹。在“打工作家”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之前,鬼子、邵丽等作家的“农民工”题材小说早已荣获该奖。这种写作格局的形成,可能是因为小说是虚构艺术,诗歌是体验艺术,散文也强调对亲历性经验的重视,“打工诗歌”的艺术形式与“打工诗人”自身内在的生命体验是一致的,体现了诗人对形而下现实生存和形而上生命存在的观察和思考。“打工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本不仅是题材,还有经验以及经验形式。经验与人有关、与身体有关、与所有的感官有关,与一种未知的秘密有关。“身体”虽然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在经验和体验的层面上身体却呈现出了“反文化性”。最高层次的艺术体验是排除了“文化”左右的终极生命体验的边缘之地。艺术的理想就是与生命意识的切近。在我看来,文学便是生命经验的结晶体,是作家对自己生命经验的艺术呈现。而这样的生命体验往往与“文化”无关。艺术在文化中没有意义。艺术体现人类精神的本质性,而文化体现人类精神的工具性。许多人误以为艺术就是文化的载体,结果把艺术变成文化、政治的解释或定义,把艺术的本质完全扭曲了。一个作家如果受到固有“文化”的规训,就会扭曲生命内在的体验。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是一种物质产品、观念和处于束缚、接纳、联合状态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特定的交易网络”。8“作家正是破译这些密码的专家,是文化交易的行家里手”,但作家也容易被这些密码所控制,“在商谈和交易的隐秘处”,甚至会压抑、脱离、篡改自身的生命经验,让有血有肉的身体变成“文化的身体”和戴上面具的身体。在第一章《作者与文本的悖论》中,在讨论“经验作者”时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打工文学”是没有经过文化暴力作用的、不戴面具的写作,它的“反文化性”,恰恰使其建构了文学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的隐秘关系,成为时代的一具文学标本,独具社会发展史上人类文化学的价值和意义。伊格尔顿用“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解释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他在“肉体政治”的意义上讨论“文化政治”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他愿意为这一“时髦的主题”进行辩护,希望从这一新的取向来扩展探索问题的路径,即“通过美学这一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9伊格尔顿的方式是通过身体的审美来处理政治问题,“打工文学”实现了这样的审美联结。“审美只不过是政治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感觉上的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式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10“生产艺术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11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打工文学”不只是单纯的审美活动,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意蕴。要更有深度地理解“打工文学”,就必须把它放到历史的框架里去。对“打工文学”的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这些话语系统都是确认“何为文学”的参照坐标。虽然文学研究有其特殊的规则,但在摆脱了庸俗化工具化之后,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在今天的文学研究界正在重新发挥其重要功能。批评家没有理由忽略文学文本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因素或隐蔽或明显的复杂关系。在更加开放的“文化研究”领域中审视与诠释打工文学的书写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应是我们拓展“打工文学”批评空间的一个有效路径。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文化研究”都招致过许多非议。其中最普遍的一种谴责是:文化研究放弃或强烈鄙视美学价值的任何标准。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文学外部话语体系,其兴趣和选择对象一般不是根据美学的标准为基础的,极易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  “文化研究”在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负面影响,一些“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布鲁姆语)。这样的负面影响与“文化研究”本身无关,与文学研究者审美能力低下有关。实际上,文学艺术的社会性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性永远都是相辅相成的。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后记中,韦勒克肯定了雷蒙德·威廉斯“敏感地研究了文学的社会含义和影响而又没有忽视文学的美学功能”。12 雷蒙德·威廉斯自己也多次强调:“艺术批评和社会批评从来在根本上就是互相联系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如影随形,而是两者都是一种基本信念在某个特定方向上的应用。”13有意义的“文化研究”从来都不拒绝文学艺术的美学功能,甚至还会强化这种功能。 
 
       “打工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大有关系,其本体形式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存在理由,文学应该维持自身的问题边界,文学的志向并非仅仅成为普遍社会关切的一个注脚。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打工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多种联系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甚至得到了更深入的探索。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形式的“内部研究”。相反,文学形式的“内部研究”也被纳入了这种视野。“有意味的形式”毕竟是将文学作品与其它一切作品相区别的本质属性。文学作品的审美形式是人们辨认它们的内在含义的唯一科学根据和可靠信息。“打工文学”中的历史印迹是文学的,而不是某种社会记录,作家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经验在文学文本里得到确定。文学不仅旨在表达思想与感知,不仅只在呈现感知事态的经验语境,它更悉心于话语如何正在生成这种思想与感知。事实上,一些优秀的“打工文学”文本都是通过充分艺术化的技巧被创造出来,一些优秀的“打工作家”都与语言缔结了秘密契约,他们的写作是语言问题的呈现与揭密。“打工文学”首先是文学,而不是别的东西。对“打工文学”进行本体研究,不仅可以依赖欧美“新批评”等批评流派,还可以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学审美形式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强调:“摒弃审美形式就是放弃责任,它使艺术丧失掉形式本身,而艺术正是依赖形式。”14马尔库塞并不反对艺术中有政治潜能,也不反对艺术的社会政治功用,但是,他认为,艺术的政治功能是来自于艺术有成功的“审美形式”。他把“审美形式”置于艺术和审美的中心地位,认为艺术和审美中的一切都离不开审美形式。“所谓审美形式,是指和谐、节奏、对比等性质的总体,它使得作品成为一个自足的整体,具有自身的结构和秩序(风格)。艺术作品正是借助这些性质,才改变着现实中支配一切的秩序(风格)。”15“‘审美形式’是把一种给定的内容(即现实的或历史的、个体的或社会的事实)变形为一个自足的整体(如诗歌、戏剧、小说等)所得到的结果”。16马尔库塞所言的“审美形式”不再是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相对立的单纯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统一的整体结构。“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17“文学并不是因为它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文学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学关心它自身的问题,只有把它的内容转化成为现实时,才是富有意义的。因此,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艺术同实践的关系毋庸是间接的、存在中介以及充满曲折的。艺术作品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异在力量,越会迷失根本性的、超越性的变革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诗歌,较之布莱希特说教式的剧作,反而更具颠覆潜能。”18马尔库塞还引用本雅明的一句话强调文学的本质特性:“只有当一件文学作品以文学标准看是正确时,才可以认为它的倾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19研究“打工文学”必须注意到,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必须合理判断文本的审美价值,必须对文学特有的本质加以辨认,文学存在的合法性一定要依据文学内在的自身标准加以说明。在本书的写作中,在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我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审美标准,对那些不能在我心中产生审美体验的作品,不管作者是谁,不管发表在什么地方,一律舍弃。文学研究不能回避“评价”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对文学作品本身作出评价是批评家的责任。文学的本质只能在文本自身,对“打工文学”的研究,在某些时候必须斩断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对一些“打工文学”精品的研究,我采用了英美“新批评”被称之为“细读”的批评方式,一些篇章带有形式主义批评的明显特征。当然,对“打工文学”的细读,必须打破“内部研究”的界限,根据意义生成的不同模式,从不同角度去寻找文本的意义。所挪用的各种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彼此间要不断地进行形式多样与内容丰富的博弈。我期望在这种博弈中建立一种更完善的“文化研究”,在形式批评与历史批评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形式批评与历史批评不是构成了一种互相否定,而是构成了一种互相补充。   
       综上所述,无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打工文学”,还是从“打工文学”的角度去反观“文化研究”,都要有丰富的维度,都要有一种文学艺术的整体观。在美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主要根植于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模式中。美国新历史主义奠基人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分析了审美文学与历史文化语境的交互关系,并在文章中透露,他采用具有包容性、关注文学整体的“文化诗学”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他所遇到的学术束缚。他解释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伯克利的一次演讲中,一个学生愤怒地站起来要求他承认:他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次事件之后,格林布拉特把他的研究定义为“文化诗学”,这就含蓄地拒斥了那个学生非此即彼的说法,并质疑了物质文化和表达形式之间、政治和美学之间假定的对立关系。因此,新历史主义趋于对一种对立关系提出挑战。如今新历史主义理论和批评都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所带来的方法和视角的变更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根据格林布拉特的定义,“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的是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阻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我仍然关心着作为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 20同样,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结语中强调:“在体验某种文化的时候,它总是部分未知、部分未实现的。共同体的创造总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因为意识不可能先于创造,对于未知的体验没有公式可循。” 21没有对问题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任何一位批评家都无法深入存在的领域。除了威廉斯和格林布拉特这样的“文化研究”学者之外,其它派别的理论家也都有这样的整体观。即使是欧美“新批评”,也是形式与内容“兼治”的,不是单纯的“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批评家弗莱曾把自己的原型批评理论看成一种“向后站”的理论:欣赏一部作品就像欣赏一幅画,不仅要站到跟前研究其各种细节,也要“向后站”从大处着眼,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内考察文学作品的构成。弗莱看到了文学作品之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各种各样的“两极”。波兰理论家茵加尔登更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层次构造”的复调结构,“在每一层次中都构成带有各自所从属的层次特色的一些审美价值属性。”  22韦勒克发展了茵加尔登的文学理论,他始终强调文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艺术整体。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容”,在一个层次上是技巧、形式或语言,在另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每一个层次都在整体中起作用,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整体达到一种多音的和谐。对“打工文学”的分析方法要着眼于更加复杂的一些问题,如文学的存在方式、层次系统和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之间的复调式的联系,“打工文学”需要一种整体观察,需要一种综合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批评。同样,对“文化研究”的认识,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整体观。
 
       注释:
       1 [美]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13页。
       ②参见《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页。
       ③[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8页。
       456⑨10 [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231页、第1页、第197页,导言第8页、第27页、第114页。
       11[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713 2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8月第1版,第263页、第147页、第345页。
       ⑧ 20[美]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见《现代西方批评理论》,赵毅衡等编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12 [美]勒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6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517页。
       141516171819[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第242页、第152页、第211页、第203-204页、第206页、第243页。
       22参见勒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7卷第17章《波兰批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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