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东莞文学艺术网!
11111
评论选登

世情叙事中的经验确证

作者简介:
       胡磊,江西鄱阳人。二级作家。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东莞文学艺术院首批签约作家。
       近年来致力于文艺批评与理论和地域文化研究,迄今在《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文艺争鸣》《当代文坛》《莽原》《作品》《文学报》等刊物发表理论、批评、学术随笔文章百多万字。曾获广东省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二等奖、第三届东莞荷花文学奖评论奖、“三正杯”2011东莞年度文学传媒大奖评论奖、东莞市第二届哲学社科成果二等奖等。文艺理论专著有《南方乡镇的叙事视野》(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城乡中国的文学想象》(花城出版社,2010);《丛生的文本:地域文学的文化阐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编著有《倾听阳光》(广州出版社,2000),《东莞文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花城出版社,2012)等。现供职于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世情叙事中的经验确证— —王十月论
 
胡磊
 
       内容摘要:王十月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小说无不饱含着对自身经验的确证、对现实的观察以及对他人的同情,文本中的世情叙事充溢着生命之美。他不拘一格的写作态度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不可捉摸的形式感和现代感。“底层”、“烟村”、“楚州”日渐成为他文学谱系中常见的精神符码和象征意象。这在凸显他作品异质性价值的同时,也指呈了这种写作对当代文学的标本意义。 
 
       关键词:烟村叙事;楚州意象;底层世情
 
        底层叙事是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趋向。不少作家把艺术目光投向社会生活的底层民众和人情世态,状写社会浑重背影,真切呈现生活质感,深度直探人生本源,作品在“以小见大”中彰显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亲合大众的人文关怀。近两年,以王十月底层写作为标识的世情叙事引起了人们的持续关注。他的小说仿似一股灵动的潜流,在众声喧哗的背后悄然连接起世情写作的文学性追求。他的作品日益成为国内底层研究不可或缺的标本,成为世情小说研究不能回避的言说对象。他以沉稳从容的态度和理性多维的方式,思考并表现着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现实中遭遇的各种问题,以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塑造人物的深度、意义蕴含的厚度和技巧运用的力度而理所当然地进入大众阅读的视野。近年来他先后发表于《中国作家》的小说《落英》(《中国作家》2007年第5期)、《活物》(《中国作家》2008年第4期)和《无碑》(《中国作家》2009年第9期),在形式上具有较强的探索,分别从三个侧面代表了王十月小说创作的三种风格和三个方向。
       王十月的小说带有难以排遣的异乡与怀乡文化意义上的命名痕迹。他的中篇小说《落英》写人性的真与假,是叙写乡村记忆的抒情小说,属于“烟村系列”,具有典型的唯美主义特征;长篇小说《活物》写人性的善与恶,属于“楚州系列”,具有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征;长篇小说《无碑》为底层叙事,是写人性的善与美的世情小说,属于 “打工系列”,是传统现实主义。他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超越的文学眼光,始终关怀底层民众,他的作品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它所提供的独特经验,还在于它以这些独特的经验搭建起一个坚实的文学世界。”[1]解读和研究王十月小说创作全面把握其整体创作态势,可以宏观地把握当下世情小说创作的发展走向。同时,通过对王十月小说文本的文化审视,可以挖掘其文学创作中许多有价值的因子特征,揭示底层写作、世情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在凸显作家作品自身色彩的同时,也指呈了这种写作对当代文学的标本意义和当代文化的全息意义。
 
        一、唯美湖乡:记忆烟村浅唱低吟的抒情
        王十月是一个不能简单定位的作家。他以湖乡生活为底色的抒情叙写,以家乡生活原貌作为小说叙事的基本故事架构,以唯美的文字韵味和形式,叙写记忆中家乡的人和事,描写湖乡烟村的生活方式,在那些我们熟悉的人物身上,映现的是人性世情颠覆中交错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人物之间少有正面的外在冲突,只有心理和精神的对抗。唯美的叙事下面是深厚的乡村生活积淀和乡土文化底蕴,它使“烟村”故事丰满充实,回味无穷。从其文本的逻辑联系上讲,他的“烟村叙事”是对其底层叙事和世情陈说的补充和完善,也是传统写作对现代与后现代话语的反叛与纠偏。
       王十月以自己熟稔的烟村记忆清朗地解读着湖乡趣味。乡村忆往,乡民情感,乡土遗韵,是王十月笔下写的最多最自如的题材领域。他善于捕捉湖乡经验中那些习焉不察的乡土素材。小说《落英》中“民办教师”这一具有时代印记的身份称谓是饶有风味的。美丽的主人公落英是农村文化人的象征,也是乡村中国人性美与人情美的载体佐证。文本准确地捕捉到社会变革中的乡村情绪。作者以委婉的文笔和伤感的色彩,采用了他视角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湖乡最标致的女教师落英和两个男青年教师之间的没法割舍而又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落英在自我清高而又含蓄的性格里精透地挑选着高傲的爱情,以美丽的清高结成忧伤的爱情之果,在阴差阳错的情感纠葛中如一株野花自开自灭,成为乡村特定文化语境中不幸爱情的表征。在落英与邱林老师之间,爱情含蓄得纠结而折腾,他们彼此崇拜和欣赏,但又恪守一种保守与克制的态度,最终使他们在情感的煎熬中走向沧桑淋漓的爱情洼地。他们的爱情没有携手婚姻,看似遗憾,却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残酷折射。主人公落英几乎用自己整个的一生和情操固执地守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爱情角落。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竟丝毫没有动摇她心中的爱情法则。作家时常会按捺不住对人物命运的喟叹与痛挽,每到此时,文本低沉的叙事就会不自觉地变得温暖起来。尽管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和感情世界越来越丰富,可心中永恒美好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从这一意义上讲,落英对理想爱情的执着和坚守,在物欲横流情爱泛滥的当下,尤其显得清新纯白而高雅脱俗。
       “爱情”这个字眼,若不是醇香的美酒,便是带刺的玫瑰。小说中女主人公落英对婚姻的认识是呈滑落状态的,由对理想爱情的美好向往到将就婚姻的果断放弃,到放低条件的顺其自然再到无爱而婚悲剧性结局,其间经历了一个渐变的低降过程。从当初的美丽优势,到时过境迁大龄之后劣势呈现再到女性自我婚姻的觉醒和终结,揭示了特定时代爱情嬗变的过程和抵抗传统婚姻观念的理性意识。诚然,爱情不仅需要忠诚和信守,更需要开门见山的解密和应对。落英最终信守的是紧张加惶恐,是空虚与失意,最终逃不开爱情的捉弄。实际上,每个人都渴望爱,却都又畏缩爱。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心有灵犀二十多年,苦盼相逢相见,却始终没有走到一起。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主人公在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沧桑过后,才明白人生竟是一场有规则的阴差阳错。“高尚的爱情是受爱的激励,并由爱引导的生活。” 当爱一个人的时候,犹如把一切都投了进去,生命与情感,希望和追求。因而有哲人说爱情是人类最高尚的品行。我们总说爱情是生命的冠冕,自己是自己的国王,真正的爱情自然会瓜熟蒂落,是不需要检验和考验的。透过平静的文字,我们看到女主人公的忧伤和无奈,进而通过细微的心理活动描写揭示着人性的不可预料。想来,在我们的阅读经历中,几乎很难遇到一个特别美好、畅然的爱情生活范本。在萧红和萧军现实生活的婚姻里面,在张洁的小说文本描述里,我们看到的大都是不幸福的婚姻。或许“人生一定要顺利,爱情一定要顺畅,因为这本来就不可能。个人的爱情,是一段很美好的人生经验。但是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里,把爱情的位置放得太高。特别是在女性生活里,好像它是人生唯一追求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浪漫主义的观点,是非常滥情的,把爱情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我觉得这都是阻碍人们去发现更丰富、更美好的人生经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复杂性的。”[2]十月在这部小说里总是不经意的表露出一些无奈情绪,隐藏了现代人对爱情及婚姻不敢把握的矛盾心理。同时小说也从另外一个层面指呈现代婚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和恐惧感,让人掂量着自己是否具备为爱痴情一生的条件风险。由此我想到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的遗作《昨日之旅》这一书名的隐喻,因为其文本叙事是如此地贴合这一标题:“相爱的青年男女被迫分开后再也无法回到过去。”[3]
       小说《落英》展示了社会变动时期爱情与道德等一系列有价值东西的毁灭过程。小说一开始,爱情叙事就进入到了一个“童话时代”,我们以为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和美好,我们沉迷在她们的爱情故事里。然而讲着讲着,这样的爱情太过朴素太过脆弱,经不起一点外力的敲打。在王十月笔下,绝对纯美的爱情不过是种奢望,它没有现实成分可言。或许那些对爱情还存有一丝暖意的人们一直在揣摩这让人迷茫的悖反,然而答案依旧模糊。有爱情为什么不能到达婚姻,那是因为你感受的爱太顽固,甚至是痼疾,爱情变成了心灵的捆绑。安妮宝贝说我们都不应该相信爱情,《落英》中也隐含着安妮宝贝似的冷酷与绝望。王十月总是以最残忍的方式去触摸女性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的爱情,而爱情不能让落英从爱情婚姻中得到最终的拯救。或许在王十月的眼里,爱情的表现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情本身,另外也包含了对爱情信奉的一种人生态度。他说,他写的是爱,是人与人之间最真的关系。随着叙事的深入,我们看到的是未曾理顺的颠倒的爱情流变,爱情在情节发展中有了一种新的演绎方式,贯穿小说的主线是悲剧性的。理想化的爱情想象,超越性的爱情观念,非对等性的爱情表现,悲剧性的爱情结局,是王十月小说中表现爱情的主要方式。《落英》叫我很容易联想到渡边淳一的小说,他的小说给予我们真实而细腻的情感展示。但主人公的爱情却大都是痛苦大于甜蜜、挣扎多于平静,忧郁大于欢愉。小说中虽然我们会为主人公的情感遭遇感到黯然神伤,但在最后作者还是把一丝安慰和希望留给了读者:落英最终嫁人了,尽管她嫁给的是“吴家档的那个结巴”。王十月以他独特的视角在小说中探索着当今社会伦理道德和爱情理念的冲突。在《落英》中,透过社会学性质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隐含了当代女性在爱情选择上的一个普遍性冲突。以致到现在我们还忍不住究问,女教师落英到底是和“长得好家里又有钱”的邱林老师好,还是和“长得不好但有才”的建华老师好。作者认为,当落英在建华、邱林两个男教师之间发生感情矛盾时,不过是体现了现代人在情感上面临的冲突和试图解决问题的普遍矛盾与愿望。文本以女性细腻的情感心理历程以延绵不断的镜头细腻地记录了下来,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深刻揭示。
       爱情它没有定式,男女双方情感的发展必然地呈现出某种新质和新的追求。落英的情感遭遇是小说文本叙事的一脉红线,“落英老师又是湖乡最标致的女人。”她的美丽、整洁、清高、孤傲、伤逝,无一不与特定时代躁动不安的社会状态两相映照,她的感情波折涵盖着时代女性曲折蜕变的爱情伤痛。她身上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暗示着人们理念中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婚姻意识。王十月的小说喜欢用“其时……后来”这样的时间性句式,构成各种细微的人生图景;他的叙述委婉如小溪流水,具有流动性叙述的动力。王十月自有他的长项叙事维度,他选取女教师这类形象作为主人公,说明不正常年代正常人会遭遇不正常的情感。其实放到世情小说的基本倾向上,《落英》里的落英和《无碑》里的老乌他们的情感遭遇是等值的,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形貌与性情。落英的爱情是一种退守的激情,它在客观上成为女性意识对于男性想象的又一次依附与绝望,它是现代爱情情境下值得警惕的情感事件。这是一个让人无限感喟的世界,它显然还不够美好和健康有序。王十月对人情与世事的批判与宽容的双重态度使得许多作品的主题显得模糊,而《落英》中更为明显的回忆性视角的双重叙事也制造了开放性的美学效果。王十月在散文里的抒情优势被有效地移植到小说中,他一如既往地以平民意识机敏地关注社会,别有用心地打量各种生活的皱褶,并冷静地触摸它。于是我们能通过他的笔触真切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冷暖清浊,感受到生活的艰辛隽永。文本中美丽、能干、自尊自强的大龄女青年落英,这个人物身上承载的意义要大于形象本身,因此形象的血肉感要逊色一些。王十月在平静的叙述中来写出苦涩的生活,这使他的小说总有一种活力,有一种自然纯朴的向生活开放的格调。
       乡土叙事是现代中国叙事的原点与归宿。《落英》中的美丽女教师落英始终未能得到所追求的幸福,叫人陡生感慨;《蜜蜂》只用几千字就概括了一家人的一生,文中的“周围找”一家人的命运令人唏嘘;《透明的鱼》直接抒写“想起早逝的母亲”的大悲与伤感;《秋风辞》中的马夫和瞎婶娘之间朦胧却真挚美好的爱情,流露出质朴善良的人性。文本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集中表现了乡村价值观念和人伦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平静的叙述中倾注了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深刻思考。此外,文本还透过秋风的描摹,孩童的野趣,儿歌的地域色彩,马夫的故事,借宿人家的淳朴热情以及大雁飞翔的穿插等田园风光意味,让我们因此而熟悉了他立体的烟村。复活并成全了我们对乡村的所有记忆和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讲,“烟村”的复活与重构,无疑使长年远离故土的王十月获得一种亲情的拥抱与释放,心情的演绎与解放。乡土抚慰了一代人的心灵,然而我们意念中依靠的乡村价值日渐受到动摇,它与我们记忆中的乡土有着太多的隔膜。他似乎在以怀疑者的身份叙写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嬗变,无论是从今天的城市看昔日的农村,还是从过去的农村看今天的城市,都存在着反差,他笔下的文字都是欲求精神弥补而作的艺术的返照。我们发现,他的“烟村故事”深有意味,面对农村社会和人物命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变化,美好古朴的人性遭到巨大的冲击,仍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始终不变,并因大浪淘沙而更加彰显其光泽。“烟村”是王十月中短篇小说所特有的美学意境。他的肉体虽然到达城市,可他的灵魂却还在乡村。于是,一种重温往事记忆、追求精神自慰的细节意象在王十月的文本建构中延续着。这种在生存隐喻中显示出来的存在与精神的背离,无疑是一种持续撕扯的心灵苦闷,这就决定了王十月的小说在文化反视上充满沉重的悲剧意味。然而,文化反视毕竟只是精神还乡,只要还在漂泊,失落依然还会在他的文本中得到永不停歇的延续。这种延续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并牢牢地规约着他的生命进程。
 
        二、魔幻现实:神秘楚州天马行空的想象
        一般来讲世上有两类作家,一类更多地凭借经验写作,另一类更多地依赖于想象。王十月认为,从个人经历出发去探询和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写作者想要持续写作的必由之路,这条路就是从经验逐步转向想象。小说是创造一个世界而不是复制一个世界。我们阅读沈从文的《边城》,那么多人对它充满着幻想,因为沈从文用他的文字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小说到了这个境界才是对审美有拓展,对文学有贡献。王十月的小说创作具有这方面的努力倾向,他力图在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字王国,他给它命名为“楚州”。王十月说,“楚州是我的精神故乡。或许,我们处于一个性情流转的时代,城里人对乡下生活开始充满着向往、好奇与窥探。作为优秀小说家,他会不断探寻更多的世情样态。王十月的小说《活物》则涵纳了乡下人现实与幻想的交互视线。王十月以他熟稔的乡下人的立场,从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村怪志异中窥见了“楚州”的生存世相,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里本身就寄藏着我们所处时代的新的隐喻。于是,他对现世怀有一种紧张不安感,这种情绪催生了他的叙事狂想。在我的阅读中,他的小说《活物》尤为突出,也是最见作家想象功力的典型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他的小说带有先锋小说的现代性标记,叙事中往往以“探访”作为小说的故事框架或叙事线索,而探访的结果则似乎无关紧要。《活物》即是一个标准的“探访”框架。小说一开头就设置了一个总的悬念,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假想的奇异村落:每个人都爱做梦,做梦做得最好的人可以当村长。于是,围绕村长之争,人们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村长白大迷糊连哄带骗地娶了个来历不明的漂亮女人郑小茶,郑小茶却与走乡串户的货郎偷情生下白夜,白大迷糊因此怀恨在心,并在合适的时机吓走了白夜,村民白折腾、白富贵和白大迷糊一起卷入了一场谋杀之中。白夜因目睹了这桩谋杀而变疯,并被其父白大迷糊和白富贵拐卖到外地。马角通过十年的寻找,找回了白夜,并且成功帮助白夜寻回了童年的记忆,白夜回到白家沟村,开始了他的复仇行动,一切变得扑朔迷离。值得注意的是,王十月是以极为通俗的话语方式建构着既寻常又颇不寻常的生活。小说的叙事背景白家沟是封闭的。在这个独立王国里,最杰出的、当然也是最荒谬的法则是:谁最会做梦谁就掌握村子的最高权力。紧张感就在这个紧箍咒下接踵而至。梦境往往是现实的扭曲与反面,这个村子里的秩序法则是非颠倒,善良的人倍受歧视,横行的反而赢得人们尊重。随着三个异乡人的出现,村子里的平静被打破,荒谬的想法和做法也发挥到极致。作者充分利用了梦境和真实的互换,不断地推敲、推理、质疑人物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想法,给每个主要人物都笼上一层神秘的光环。小说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写实性话语,通过纯粹的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在虚拟的生活场景中,将大量隐喻性的审美载体进行了诗性的发挥,使得这部小说既带有乡土神话的某些色彩,又带有浓厚的魔幻意味。但是它的引申和寓意,它所影射的社会现象、思想以及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人深思的。
       王十月一旦把笔触伸向想象的乡村,往往与叙写现实的乡村生活有着不同的叙事密度。余华说过:“写作不是一种生活,而是一种发现,它通过一个什么事情,调动过去的生活积累,同时又给它一种新的生活面貌。”[4]每个人的内心都隐含着自己的欲望。毫无疑问,《活物》没有采用我们习惯的叙述方式来架构这个小说,或者说,作家在故意回避情节主线,以凸显比情节更值得注目的隐在意旨。小说开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一群心怀叵测的村民在谋划争着当村长,排除异己,寻机复仇,其实是在寻找某种尊严、地位和价值的东西。作家在企图呈现荒谬的同时,着意展现现实乡村人群忙乱的挣扎过程。正是这种挣扎、矛盾和焦虑,成就了世俗乡村中寻找理想和思想家园的人们,当然也成就了作家自身。如何洞穿和捕捉这些人群的思维,成了一种写作上的悬念。文本中的“做梦”只是一个符号,“寻找”才是作者的内心映像。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以非常偏执的方式在寻找真相。  李敬泽说,“《活物》有开阔复杂的精神背景,对时空、梦境和民间仪式的处理富于想象力。”卡夫卡说过:小说就是探讨一种存在的可能。有人说,余华的后面有卡夫卡,我看王十月的背后也有卡夫卡。他在《活物》中虚拟性的探索即提供了这种逻辑可能。这种可能性与卡夫卡所说的可能性是一致的,小说的内容是荒诞、迷幻、诡异、滑稽,甚至疯狂的。“谁最会做梦谁就最有资格当村长”这种违背常理的叙事前提使其后的一切破坏成为可能。“在这个小说里,逻辑感从一开始就消失了,我们的正常思维习惯一再遭到破坏,在阅读过程中,一切我们内心有关秩序、规范、意义的东西都渐渐被消解,直至最后土崩瓦解,于是,我们开始参悟作品背后的讽喻、诘问和调侃。”[5]这是现实人物另一种生命品质的折射,它使人物的生命不断地游离于现实又回复到现实,成为命运无法理喻的一种注释。它不断地引导人们对神秘生活的想象,又时时地阻滞着人们想象的狂奔。小说寓言化荒诞色彩很明显,文本中总会给人以大有深意的感觉。我们从他的思维架构中得到许多防不胜防的启发。他的故事五花八门,根须伸到社会各个隐秘的角落,并且机警地避开了那种似曾相识的窠臼。他力图抓住的是世界隐藏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再现世界的秘密,而不是反反复复地诉说自己的内心。小说的结尾却出人意料,它颠覆了全部叙述也颠覆了我们的阅读想象,这是命运的随机选择对结局的改变,抑或也是作者关于故事真相的告白。《活物》里面的人物全部是小人物小角色,事件也很平凡。文本充满了抒情色情,小说当中的场景与故事变得如烟如雾不可捉摸。“而当王十月成功地为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讲述了一个有趣而有吸引人的寓言故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将水墨乡土与魔幻现实水乳交融的文本。”[6]此外,文本中无所不在的荒诞、反讽、象征手法的运用都是后现代的。王十月的叙事还让我们想到了博尔赫斯的小说语言,神秘叙事中引发的联想、幻觉、梦境、情绪等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引领读者在布满疑点、矛盾、缝隙的故事迷宫中穿行。故事化的外观,语言组织的记忆碎片,共同构成一个虚拟的世界。或许,这种故事本身不算稀奇,但在他的耍着花招的叙事中却变得意蕴丰富语意深长。我对王十月创作的基本判断是,他总体上属于主体精神表现型作家,在艺术上追求作品意象的建构。然而,要把精神的东西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挑战和冒险。故乡是一种镜像,是和现实对比的他者,这个镜像是情感的,不是实在的,里面有一种想象和虚构,它是一种精神的脐带。回到“楚州”,回到乡村,它原本只是一个空间的地理概念,但它是带着温暖记忆的情感的负载物,它有太多的包含,它是情绪的,自然的,血性的,记忆的。而我认为王十月向我们指呈了一个不可绕开的文学视角,他在暗示中力图帮助人们去陈述一种理想,或者说在捍卫一种新的价值观。
 
       三、底层众生:世态人情一吟双泪的叙事
       新时期以来,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催生了以打工文化为标识的底层社会文化景观,打工文学成为不可低估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在丰厚的生活积淀和生存反思中聚合成一股乡土沉重与都市缠绵的文学潮流。王十月的小说创作也正诞生在这样的文化语境里。《无碑》是近年来国内最受关注的重要长篇小说之一。有关它的论说已经足够繁多和精彩,我只想说,它可以看作王十月底层写作的一个集成,也足可视为中国当代社会世情小说的标志性作品。王十月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世情小说的特质。倘若我们细致考察小说《无碑》的具体内容,便会发现,打工为小说故事的大背景,底层为小说故事的大框架,世情叙事才是它的主体和核心。所谓世情,实际是世态人情的简称。世情小说,鲁迅称之为“人情小说”。广泛意义上指称叙写普通的生活众生相——饮食男女、家庭人伦、欲望情爱等生存现实的日常生活小说。这种“社会世情小说”,表面上看来有些低俗,其实它怀揣着具有弹性限度的人之常情和对世道人心的整体观察,内里是身处底层卑微者场域而产生的文学书写与文化关怀。《无碑》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用自己扎实的文本,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描写“人情”和“世态”,有力地显现了当代世情小说超越于底层小说的个性建构取向,不仅是世情文学的主要标志,而且奠定了底层文学朝着日常化和世情化方向发展的走向。所以评论界仅以打工文学或底层写作来定义王十月的小说,这种人为的划分和归纳未免在过于肤浅中有失偏颇。另外,王十月的代表性作品《国家订单》《纹身》等也有世情人情的展现,因此把王十月的小说看成社会世情小说,而不是打工小说或底层叙事应该是更合适一些。王十月之于“世情小说”的意义就在于他刷新并稳固了中国式的世情小说的路向。在世情的观照上,他尊重生活的本来逻辑和平民的日常脾性,未受任何貌似高深的理论干扰,正直地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世”与“情”的关系。王十月的创作踏踏实实地走出了一条世情小说的坦荡正路。
       从底层诉说到世情叙写成为王十月小说叙事的主体故事。他以自己的打工生活经历为基本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无碑》,被看做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长篇小说《无碑》从表层意义上看讲述的是一个打工者近二十年的打工生活经历,但实际上叙写的是南方一个村庄由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历史变迁。它是“底层叙事”,却不是简单的“底层叙事”,而是一部超越了普通底层叙事具有广阔历史内容和深邃思考的杰作,一部难得的真实展现南方近二十年社会发展变化图景的优秀作品。《无碑》已经深深地切入到了社会世情和时代精神的深处,是底层生态的精神标本与世俗现实的镜像式隐喻,体现了对城乡矛盾、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对普通人命运寄予的同情。同时以极其犀利的笔触探入到了世情人性的细微之处,在呈现人性复杂层面的基础上,成功地塑造了老乌、李钟、黄叔、阿湘、阿霞、林小姐等若干具有鲜明性格特征和鲜活生命力的人物形象。《无碑》让我们见识到王十月对社会发展转型问题的敏锐和通透认知。小说贯穿文本的是老乌博爱悲悯情怀性格的养成与发展。他因告密意识到有意无意伤害了李钟和自我顿悟与超越之后,最终用宽容的“爱”来理解并包容一切。王十月说,“在写这部书前,我在纸上写下了一些词:正义。善良。坚守。青春。梦想。苦难。理解。宽容。爱。”[7]显然,这些品性王十月在文本中都赋予在老乌身上。在基德厂他竭力改善工人的伙食;关心工友阿湘,送她进医院;阿湘悄然离去后,又无怨无悔地承担起抚养阿湘儿子乔乔的责任;阿湘来寻儿子,又收敛住个人情感,克服内心的不舍,无私地将乔乔送还给了阿湘;阿霞来投奔他,他没有退缩;阿霞的孩子想上公立学校,他努力去争取;被选送参评十佳外来青工,有人背后使坏,他也不计较,断然退出。一桩桩,一件件,无一不是老乌坚守“正直,善良,宽容和爱”这些传统美德的结果。是这些美德,使老乌这个普通的打工者完成了自我价值的确认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老乌身上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情感,体现着他对世事的基本判断,文本叙事中始终有一股温情在默默流淌。对阿霞、阿湘,对李钟、王一兵、小周等各色人等,老乌一直是温情以待的;对老板黄叔,对林小姐,他施以的也是暖暖的温情。尽管,小说中也写到了劳资关系的对立,但作品跳脱开模式化的这种对立而以普遍的人性关照在体察和刻画人物。文本中的阿湘、阿霞,还有林小姐,她们虽然走的路径不同,但却都怀揣着爱与梦想而诚实地生活的,完全不类于一般底层叙事中自甘堕落的女人情形,这可说是现实中大部分打工女工的本真写照,更是作者的温情写作基调所致。这温情,让小说中的人物更鲜活丰满,更可爱可感,也更具一种审美的震撼。这温情,与其说是他对底层对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抚慰,毋宁说是本身对人间人世一种大情怀的映射,实属难能可贵。
       王十月是一个有强烈时代感和现实感的人。他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体现在他对底层人物的争辩以及为无名者树碑立传上面。文本中有着众多日常生存的具象摹写,打工者的见工,卑贱的打工生活,令人愤慨的人身歧视,惯常的人与人之间的龃龉,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乃至龌龊的人性。尤其是李钟和老乌两次孤立无援的罢工行为,展示了众多底层民众作为人的劣根性,同时也是对于两个率性耿直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这个貌似描写底层生活的世情小说中,《无碑》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通过老乌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全面展示了中国社会变迁当中底层打工者不得不经历也不得不面对的这种复杂关系,其中无不充满灵魂折磨和精神创痛。作为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王十月用自己的笔墨为那逝去的一切作了一个深情的祭奠,为那创造了城市奇迹却被历史淹没无闻的一代打工者立下了一块敦实厚重的大碑。在《无碑》的创作谈中,王十月说,“当老乌用他的善良、宽容与爱,让自己站立起来,站成一块碑,站成一个大写的人字时,他脸上的那块胎记,将丝毫无损他的荣光与魅力。我把作家前面的“打工”二字,看着是我的胎记。和我一样的,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胎记。我们必得正视他,无法回避,无处可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胎记,有的长在脸上,有的长在心里。显然,胎记在这部书里是一个象征。”[8]应该说,小说文本中透彻的现实批判意识,对世情社会的自觉承载和深入表达,在底层中寻找人生意义与价值走向,探索和反思人类和社会的共通命运,是作品的重心所在,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创作基调。
       《无碑》中,瑶台作为老乌打工生活的独特空间,成为他立脚生根的根据地和安身立命的桥头堡,成为他精神上维系故土的望乡台。在厚道的老板黄叔的信任和帮助下,老乌由一个无所傍依的漂泊者和在他乡环境挤压下生命处于浮悬状态的无助者,成为一个可以自食其力自由谋生的人。在这里,瑶台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而且还是一个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依托空间,成为老乌、阿霞、阿红等打工者迁徙生活中难以绕行的驿站,成为他们得以栖息的熟悉而温馨的异乡港湾。瑶台为这些初来乍到的打工者提供了谋生的机遇、心灵的慰藉、精神的缓冲和文化的反哺。于是,以平等的心态、历史的眼光和开放的视野,表达对个人和社会境遇的理解和尊重,成为王十月小说的新的特征。他的小说文本中经常潜藏着随时有可能突发从而改变人的生活命运的某种事件。实际上,从《纹身》到《白斑马》,从《国家订单》到《无碑》,我们不难发现,王十月小说中的打工者形象具有某种“谱系性的特征”。对这种谱系性人物的深度挖掘,揭示了打工人群自身命运的新变,喻示着打工生活令人乐观的发展前景。同样的打工身份和心态,同样的遭遇异己文化的排斥和挤压,回到相应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可以发现更多的文化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十月的小说是数千万打工人群的正野史。小说中的打工现场是真实史料的展开与细化,小说中的经验叙事是打工现实的一种隐喻。从宏大方面讲,个体的存在都是一个“民族寓言”式主题的侧面和局部,是一个民族集体的代码。正如王德威所说:“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事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和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一切。”[9]王十月并不试图强化个人经验的不可重复的特征,个人境遇的重要性处于不断弱化的境地,他似乎有意识地让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总体经验相契合,力图使小说文本成为所处时代打工文学进程的深重影像。因此,他文本中所展现的现实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既是记忆的也是想象的,它们一边流动着,一边沉淀着。
 
       四、结语
       本文专论的对象主体王十月,他随心所欲的写作态度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不拘一格的形式感。王十月的写作既延续了中国小说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传统,又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世情叙事风格,从而使作家与他的生活处境之间建立起一条艺术的通道,它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却是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潮流,体现出一种逼近现实的人文关怀。王十月的作品自我建构能力非常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底层写作,既有较强的现代性,也不乏后现代性。王十月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式,他不断给我们带来对新的世情世态的鲜活发现,也丰厚了当代写作所需要的文学品质。王十月的小说中,最具中国世情形象化的作品、最有潜质成为具有较高思想深度的小说应该就是他的长篇小说《无碑》。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碑》超越了底层世俗的价值,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道德:人情之美与生命叙事(谢有顺语)。王十月钟情于以烟村、楚州为轴心的乡村空间的日常世情与平民生态,怀着对生存境遇的亲近关切的体察和对生命本体的多趣而善意的观照,去把捉平民生活的脾性和体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看待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王十月语),本真地浸润他的生活态度和对芸芸众生的理解。在那些平实、具体、细节的日常生活里,蕴藏着文学的永恒光辉。但王十月的小说品质,尤其是他对世俗经验的独特处理,极大地扩大了当代作家的叙事资源。
 
        注释:
       [1] 胡磊:《打工文学的叙事向度》,《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2] 艾晓明:《这个社会有很多变态的审美》,《东莞时报》2010年5月3日第B08版。
       [3] 【奥】茨威格:《昨日之旅》,张玉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
       [4]洪治纲:《爱是苦难的慰解——评<兄弟>》,《文学报》2005年8月11日。
       [5] 王棵:《白色夜晚,扑腾着一群活物》,《中国作家》2008年第4期
       [6]卫鸦:《水墨乡土与魔幻现实——读王十月<活物>有感》,王十月的天涯: http://my2008.tianya.cn/876998。
       [7] [8]王十月:《理解、宽容与爱的力量——<无碑>创作谈》,《长篇小说选刊》2009年第6期。
       [9]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
 
                               (原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8期)
 
分享到: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6-02-18 14:36:19  【打印此页】  【关闭

微信关注

移动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