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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选登

新世纪典型人物塑造的复归与重构

——评邱观潮、龚益三革命历史儿童小说《小红军与大教官》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中,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总有一种“史诗性”的特质,即作家有着再现社会变迁全貌、把握时代精神的自觉意识,这使得革命历史小说有一种揭示“历史本质”的能力。邱观潮与龚益三创作的《小红军与大教官》并没有强烈的呈现历史巨变全貌的欲求,从时空跨度上讲,小说讲述的年代——从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到红军长征之前的这段历史,只是自晚清开始的曲折的革命建国历程中一个“变动不居”的瞬间,该在什么样的价值基座上安放和表达这个变动不居的历史时刻呢?


在知识、信息高度商品化的当下,小红军丁岗崽依然能在小说中占据主体的位置,不断地发现、戳破和抵抗已经变成红军无线电培训班的大教官——田信身上的官僚做派,这种自足而透明的主体意识是与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的真实存在相匹配的。与社会主义成长小说不同,小红军丁岗崽的性格自带一种天然通透的自足性,战场上他是天生的战士,外表廋弱却无畏强敌,玩得了枪战也经得住智斗,不仅抓得住大俘虏还能当面揭穿其藏匿身份的诡计;离开战场,进入日常生活,他也有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保持着对于阶级敌人的高度警觉。在与大教官对峙的日子里,丁岗崽反复提及自己棉衣下的子弹窟窿,那是枪战中田信的子弹留下来的印记,差点伤到了他的大腿。田信在反围剿战役中射向丁岗崽的子这颗子弹成为他分辨敌友的关键,田信在丁岗崽的意识中首先是阶级敌人。当康参谋传达出毛委员的指示要建立无线电台,升任田信为大教官时,丁岗崽表现出来的不自在、排斥甚至质疑都是根植于这种基于身体的认知和反抗。随着情节的推进,小说借助社会主义经典中常用的家族仇恨,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丁岗崽的这种强烈的敌我意识来自于阶级压迫——丁岗崽的父亲为了给受辱的妻子复仇,杀了本村地主被迫带着年幼的丁岗崽流亡他乡,后被红军接纳,在一次传送重要情报的途中,丁岗崽的父亲为了掩护战友安全送信而牺牲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


战场上的子弹和父亲的牺牲,这种基于身体的敌我意识在小说中并没有转变成阶级仇恨的政治编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鱼水情”、“交心会”为小红军丁岗崽提供了一种表达抗争的形式,除了“克扣”朱总司令送给田信的香烟转送给为革命日夜操劳的毛总政委,宣泄情绪外,丁岗崽更多的时候是在学习中反抗田信对知识的专断,在生活中引导田信感受老百姓的人情日用之常,在军队中熟悉红军的纪律以及平等的官兵关系。借助红军内部的建制和由其重构的生活秩序、伦理人情,作为普通士兵的丁岗崽获得了与康参谋、大教官一样平等地参与红军重要事务的权利,强烈的敌我意识在红军内部的建制和日常生活中,转变成为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和生活习惯的政治教育。在大教官融入红军和根据地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小红军丁岗崽以井冈山老战士之名成为了大教官的精神导师,在他的身后隐然可见一个以由朱德、毛泽东为核心的、具有坚定的人民信仰,能够深入到中国社会基层、发挥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政党和一个经过红军(政党政治)改造形成的完整的生活世界。


大教官田信也与社会主义经典中知识分子卑琐、不洁、可疑而脆弱的形象不同,即便成了小红军的俘虏,田信也不是坐等被小红军改造的对象,他是作为现代知识/技术主体走进红军和根据地的,他的到来一方面指认了红军对地方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造后,形成了新的共同体,围绕在外来者田信的生活和工作中。田信忙碌工作——帮助红军培养精通无线电台技术人才,就有许大妈来帮忙洗衣却秋毫无犯,而且故意用低于市价的价格把鸡蛋卖给田信,田信曾是国民党业务骨干、技术精英,根据地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就有朱德总司令派人送高级香烟给田信,这种自上和自下而来的关怀,从情感上召唤和温暖田信对红军身份的认同,“军民鱼水情”和官兵平等的政治理念已经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活秩序,人情风物和伦理关系,表达出休戚与共的整体性。另一方面,田信的闯入也标界出这个新的共同体所面临的外在威胁与潜在的危机——红军在与国民党的生死斗争中,缺乏与其对等抗衡的无线电台,而存在着无法巩固和扩大胜利果实的可能。小说把小红军丁岗崽的身份设定为传令兵,让丁岗崽亲自出现在传递重要命令的现场,和罗班长一起出生入死,亲身目睹自己的战友是如何以生命为代价,传送重要命令的悲壮,而丁岗崽的父亲也是因为红军没有无线电台,牺牲在传送重要情报的路途中。外来者大教官的到来,彰显出根据地自足的的生活世界和阶级共同体的局限和不稳定——要战胜外部凶狠而强大的敌人,丁岗崽们必须要掌握身体以外知识、技术。群众、士兵只有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阶级”,才能将地方性的武装斗争与文化改造转变为具有普遍性的建国大业;也才能把基于身体的认知和反抗转变为自我命名的能力。


可见,小红军与大教官的相遇,既是两个对等的自我意识的之间的斗争,也是两个阶层之间的结合,“阶级”和革命在《小红军与大教官》中,不仅仅是你死我活的暴力冲突、腹黑权谋和意识形态的迷狂,而是由活生生的信仰、牺牲以及真实可感的社会文化改造铺就的、大写的阶级的历史,是革命和阶级为基层群众和知识分子创造了结合成共同体的形式和契机,而在革命的生死考验和斗争中,无数的丁岗崽们和田信们不再是被历史放逐遮蔽的无名之辈,他们化身为休戚与共的阶级英雄,共同担当起挽救民族危亡和革命建国的重任,成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历史的主体。


每一部小说都有其理想的读者,每一代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小红军与大教官》的写作难题在于如何在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年代,面对成长在市场机制中的“儿童”,讲述一个由“阶级”扛起的“大时代”的故事?或者如今的少年儿童该如何想象和认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呢?当消费主义充斥大众媒介、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时,现在的少年儿童又该从何种文化资源中找到对抗平庸的形式和可能呢?


《小红军与大教官》坚持塑造典型人物的写法,不仅把“阶级”作为重新理解和想象中国革命历史的起点,更重要的是作者发现了另一种书写“阶级历史”的可能,“阶级”在他的笔下不是血腥的暴力冲突,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而是生活中的小人物克服自身的局限成长为历史的担当者的过程。这种把阶级英雄的成长放回到生活世界中,凸显革命如何建设和培养出与其政治信仰相匹配的人的过程,更为深刻地再现出隐含在中国革命历史当中信仰、牺牲和建设的真实,这对于当下的我们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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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军与大教官》作者

邱观潮,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中国写作学会会员,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会员,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60余载,77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从三万字的话剧到十三万字的小说。2017年,他与82岁的龚益三创作的大型儿童话剧《小红军与大俘虏》荣获文化部授予的剧本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两人合著的《小红军与大教官》(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图书入选广东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现居东莞。


龚益三,原江西省赣县文化馆副馆长,省级作协会员,曾表发多篇小说,帮助老红军袁以辉整理长篇回忆录《红色电台远征记》,获得广泛好评,被部队列为传统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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