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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东莞作家评论家矩阵】

转载:《长篇小说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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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顺,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城市文化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新华文摘》转载《长篇小说的半部杰作现象——论长篇小说的情节时间与艺术化时间》等两篇,4篇收录《21世纪新文学大系·史料卷》。《中国时尚文学与杜拉斯、村上春树、日本动漫》一文收入中国作协《2005文学理论批评》年选,并被译为英文和韩文。十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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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在《人民文学》刊发时,其卷首语说:三十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清晨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怀着对外面的广大世界的梦想开始漂泊与劳作。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着自身的生活和命运,他们梦想着奇迹,而前所未有的机会与自由在这个时代正向着人们敞开。九年后,即2017年夏季,王十月继续就《人民文学》卷首语的这个主题在《文艺报》发文,题为《流动,近四十年最主要的中国经验》。他说:一个时代的文学,要关注这个时代最主要的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几十年来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中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人口不再受出生地域的限制,数亿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固守的地域,在大地上流动。而这流动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改变,这背后的酸甜苦辣,这背后的国家意志与个人梦想,造就了中国神话。这是四十年来中国最主要的真实。如果中国作家无视这个巨大的真实,回避它,不去书写,这代作家是不称职的。

我相信,真正有眼光的人,都会认同王十月的这个观点。也是在2008年,一个华裔美国人Leslie T. Chang(张彤禾)以东莞为落点,仅对两个外来务工的女孩进行为时将近两年的追踪观察,写出一本纪实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它译为《打工女孩》,其副题赫然写着“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在张彤禾这位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看来,仅就这两个在东莞街头偶然碰上的女孩,她们从内地农村“流动”而至东莞务工的经历和成长,就可以向世界讲述一个精彩的中国神话。事实上也是如此,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当年即登上亚马逊销售排行榜,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十大好书”,被《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旧金山纪事报》《西雅图时报》《时代》和《商业周刊》视为2008的年度优秀读物之一,并获2009年美国笔会非小说文学奖、亚裔美国文学散文奖和泰尔扎尼国际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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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就具体作家而言,不直接写这“流动”,未必就是不称职。而与“打工文学”这个命名相关联的创作潮,其代表性作品的确称职地书写了它。如果以文学史的眼光梳理,路遥的《人生》大约是“流动”这一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中国经验之文学书写的开启之作。虽然那是一次失败的“流动”,但高加林的结局在那句令人动容的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中震撼人心。他无疑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滚滚洪流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先行人。从大西北的《人生》到以王十月为代表的印有南中国“打工”胎记的文学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条值得梳理的线索。

说到“流动”这个主题,有必要说一下作家的流动。北京大学中文系李杨教授应邀主编《深圳新文学大系》,编完“打工文学”卷,2018年来到东莞文联,发现“打工文学”的重镇在东莞。这里面就包含作家的流动。在深圳和东莞之间流动是外来务工者的常态。打工文学作者也在这种流动中成长。深圳打工文学结集于宝安,那里是深圳的工厂集中地,而有“世界制造业名城”之称的东莞,更是外来务工族的聚集之地。2018年东莞市公安局首次准确采集到东莞市实有人口信息为1137.9万人(外来者几乎占有九成),在其人口最高峰的2007年,从移动电话号码数和食盐用量推测,东莞人口达2000万之巨。与这种人口的流动起落相呼应,中国打工文学也在2007年前后在东莞被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柳冬妩等一代“70后”推向历史高峰。虽然,东莞也像全国三百个地级市一样,相对于省会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它是边缘,就像省会相对于首都北京,也是边缘一样,人才总是被中心吸附。但东莞与人口流动相关联而造就的中国神话,仍然相对具有吸引作家眼光和孕育作品的能力。王十月、郑小琼后来都流向省会,但他们仍然勤于跑东莞,他们后来的不少作品,根还是在这里。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从外省流动过来,像陈启文、丁燕等就是代表,而且新作家还在一茬茬地成长。

无论是陈启文还是丁燕,一当他们定居东莞,其创作之所关注,很容易就接上了王十月所说时代的主要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东莞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

陈启文新近出版的《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就是一个立足东莞虎门,向历史纵深开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崛起大主题的作品。陈启文由小说转向非虚构写作,是国内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本文侧重谈小说,所以这里不谈这个作品。这里谈丁燕。丁燕与陈启文相反,她由非虚构写作转向小说,新近出版了长篇小说《工厂爱情》。她由《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到《工厂爱情》,构成“世界工厂”三部曲,为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留下一笔东莞文学的注脚。如果说,王十月们对这一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中国经验的书写是由内而外的,丁燕则是由外向内的书写。虽然丁燕也是“流动”者,而且是从更其遥远的北国边地新疆迁徙而来,但她来时的抒情诗人身份决定了她的写作方式始终是一个旁观的田野调查者,一个“深入生活”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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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写作方式相适应,在丁燕这个工厂系列里,《工厂女孩》《工厂男孩》是非虚构写作,是中国近十年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潮的标志性作品。如果丁燕不是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的核心区域以非虚构方式书写这些像浮萍似的在星罗棋布的工厂里游来荡去的“打工者”——新一代中国产业工人群体,她可能并不那么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非虚构写作还热闹着呢,她何以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改换为小说文体?我以为,《工厂女孩》《工厂男孩》都是对群体的刻画,《工厂爱情》写的是个人,虽然这个名叫“向南方”的人也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但以爱情为切入口,毕竟要进入个人的隐秘,隐秘到人物自己也难以道白,成为自己对自己也无法知情的叙述者。而丁燕此前的纪实文学始终是外在的观察,其通过凸现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观察、理解、推断、想象、分析、阐释、思考及其情感、情绪倾诉对叙事的直接介入,通过叙述者的讲述姿态与讲述情景再现,传导作品的思想力量与动人情怀;与此同时,这一文体也正是因为有了“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想象、分析、阐释、思考对叙事的直接介入,才使其叙事在故事的建构上展示出纪实文体于信息来源上严谨求实的风格。而这就使其无法成为一个自在呈现且可纤毫毕现的他人世界和他人心魂。也许除了小说,其他文体无法做到。正如张爱玲写《小团圆》,人们认为她写的是自传,而自传的“我”永远写不到“九莉”的程度。“张爱玲”一旦成为小说人物“九莉”,她的心与身都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惊的解剖和呈现。这里面有值得探讨的小说与个人世界的独特关系。这是否是丁燕在非虚构写作还正走红的时候,基于她在前两部纪实作品的写作中始终感觉意犹未尽而做出的一种选择文体?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岭南突变的历史图景下,流动而来的外来务工者已经是一代又一代。《工厂爱情》用小说文体勾形塑神的是“90后”从乡村留守儿童到新生代农民工,被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抓捏着、撕扯着、割裂着,“像从入海口回溯至东江的水浮莲,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在没有安全感的茫然中,凭本能挣扎”(丁燕语)。其情感史是被伤害与伤害他人的历史,自然也是身体的解放史。他无法构建上一代人眼中的正常恋爱心态,无法构建自己的平衡点,处于晃晃悠悠的飘荡状态。你不能说他不是善良的、不是奋斗的,只是你无法简单地定义他,无法不为他的前途命运捏一把汗,也无法不为我们的社会捏一把汗。向南方这个形象,让我无端地想到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那个来自外省的青年拉斯蒂涅接受心狠手辣的伏脱冷教育的故事。

丁燕有一部长篇纪实散文《双重生活》。这书名极好地概括了人口广泛“流动”所塑造的双重生活。因此它也道出了作为外来流动人口汇聚重镇的东莞的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这里的作家的创作通常呈现为故乡与他乡、乡村与城市的双重生活系列。

例如王十月的创作就在“流动”这个特定时代最主要中国经验的书写中始终展现为都市叙事和乡村叙事两个系列。其“烟村系列”书写梦中故乡,但梦中故乡终是想象中的,只是一种渴望的方式。所以他稍后的乡村叙事,无论是《寻根团》,还是《无碑》,终是令漂流在外的人面对故乡荒芜,无乡可返。王十月是真正拥有现实主义力量的作家。杰姆逊说,现实主义的力量就是它能让你感受到以前的所谓现实是不真实的。在王十月的作品面前,你对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的认知是不真实的,那种“乡村美,城市恶”的判断是不真实的。但文学的世界毕竟不是由某个作家所能终极定义。同样是“70后”,来自四川大凉山彝族的女作家阿微木依萝,其贫困与饥饿如影随形的童年和流落城市的漂泊经历构成她的双重生活系列的根基,她当然也不是一个美化大凉山故乡的作家,但是故乡留有虽然忧伤仍然温暖的记忆。在阿微木依萝的小说里,哪怕死在外乡,亡灵也是要回乡的。在《羊角口哨》中,肖龙表演讨薪而死亡。他不愿意去殡仪馆,在亡灵重访生前朋友的过程中,他认识了生的不能承受的冷酷。肖龙亡灵返乡的终点是山里的村庄,最初的一刻他在村庄中感受到令他感动的热情与温暖,很快仪式结束了,热情、温暖便消失了。亡魂发现自己仍然身处一个冷漠的地方。这其实是今天许多外来务工者千里返乡的经验,但它并不能阻碍每年春节返乡的洪流。韩少功曾在《马桥词典》里以马桥乡民的方言将其区别于人称代词近指的“渠”与远指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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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微木依萝

更年长的作家,他们记忆中的远方山乡因其年深月久而更加醇厚,其书写则会温馨缠绵许多。年过半百方开始文学创作的陈玺,自2016年以来,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推进,而且他一提笔写乡村记忆就是八十万字的长篇《一抹沧桑》。那种由舒缓的叙事节奏和绵密、颗粒饱满的西北传统农业文明的日常生活细节所织就的“中国故事的珍贵文本”,因为聚合了被岭南高速工业化所熏染的眼而成为类似于川端康成所谓“临终的眼”,在这眼光的打量下,那亲情、那乡情、那植物情、那土地情、那土地上老辈人的生命原色,都显出特别的意味和魅力。八十万字的挽留乡愁之作于陈玺显然是意犹未尽,2018年他又写了这个作品的姊妹篇《塬上童年》,更其自觉地将“临终的眼”与童年目光聚合在一起,对揪心的乡愁故恋进行了一次纵意抒写。老作家胡海洋也是一位执着于他的远乡记忆的书写者,从《祖》到《大河拐大弯》,写的都是特定时代他那满族家族世事的斑驳图景,但今年他再续了他的另一系列的重要篇章《太阳转身》。太阳转身之处意指东莞所处北回归线,小说以这一地理概念寄寓了中国奇迹的发生及其哲学命题。这部长卷所舒展开来的是东莞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是来自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之作。

流动经验必然形成双重生活,双重生活的书写在内部构成一种相互的审视、对话和发现。它使东莞文学更开阔、厚重,更具历史的纵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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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9-12-13 10:24:53  【打印此页】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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